日本民族性(战略决策方向)及中日关系发展趋势浅析张卜元【内容提要】中日之间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而当下的两国关系由于领土问题的恶化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纵观历史，一国的民族个性由于当地的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并固化，而民族性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一个民族国家的战略决策。

日本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其文化系统。

社会心理系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研究它的民族性以判断其决策走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菊与刀》等著作对其民族文化已有相当的论述，所以本文着重研究日本在特定情况下的战略选择并根据当下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国情判断中日关系的走向。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日本古代史以及地理因素对其国民性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日本近现代史以及外部因素对其国民性的影响，第三部分则结合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现状探讨中日关系的走向。

【关键词】民族性，战略决策，中日关系一·日本古代史和地理环境因素及其对日本民族性的影响1.天皇制及日本的神道教当今恶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

据日本最古老的历史古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第一位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后世还把这一天定为日本“建国纪念日”。

日本人普遍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而天照大神是日本文化中类似于上帝一样的绝对存在，所以天皇的意志在日本人心中具有绝对的正确性。

从天皇的产生来看，天皇起源于于日本列岛上的大和国，大和国的大王凭借实力东征西讨，“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并于五世纪统一了日本列岛上的大部分地区。

日本古代的统一方式与西方类似，都是简单地使用暴力，在其历史中很难发现任何凝聚共识，或者像大禹治水那样保护共同利益以统一国家的方式。

日本的国教是神道教，《古事传记》一书对日本的神作了注释：“不仅单称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

凡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

”（换句话说，在这一教中没有善神与恶神之分）。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侵略中国时会对中国人犯下涛天的罪行了，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只需向天皇负责。

2.日本的自然环境因素及其影响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

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其他6800多个小岛屿组成。

且其中陆面积仅37.78万平方公里，而山地面积就占了总面积的70%，其中大多数为火山。

更为恶劣的是，全球10%的地震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

贫乏的资源与其过于密集的人口以及频发的灾难使该国的忧患意识极其强烈，这种忧患意识可能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贫乏的资源迫使日本提高对资源的使用效率，而这也是日本技术领先的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则给了它强烈的对外扩张的动力，其具体表现是商业利益的全球化拓展和军事上的对外侵略。

3.日本古代的对外战争与交往从日本的历史中的战争中可以发现，它（古代及近代日本）是一个崇尚强权的国家，在它的思想中往往只存在征服与被征服，甚至它的学习对象也必须是战胜它的国家。

例如：公元660年，唐灭百济，为了恢复自己的朝贡国百济，日本出兵朝鲜，被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白江口击败。

到了680年，天智天皇即位，他模仿唐朝建立了户籍管理制度，于670年制作了最早的全国性户籍而这也是他学习唐朝的开始，在这之后便有了我们熟知的日本遣使赴唐和鉴真东渡。

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爆发，丰臣秀吉为这次战争动员了23万人，声势浩大，却在平壤大败，此后朝明联军不到两个月，就把日军一路赶到釜山，朝鲜光复，丰臣上表求和。

二．日本近现代史以及外部因素对其国民性的影响美国佩里舰队向日本炫耀武力并逼迫其打开国门以后，日本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盛。

它的国民便开始思考落后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要求引进欧洲人种，可见这时的日本人是多么的自卑。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以后，从慢性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在经济结构上则以农业国转变成农业国（1918工业比重超过50%，达到56.8%），虽然工业结构是以轻工业为中心，钢铁，造船，化学等重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为其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的基础，但是与工业化和经济军事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其社会发展却十分缓慢，三大差距（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贫富差距，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区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二重结构）不断扩大，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929年又卷入世界性经济恐慌，是日本的工农业及金融遭到严重打击，而也就是在这一阶段（1914——1937）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始崛起，总结原因有三：其一，政府在国内的压力加大，便想以对外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同时市场攫取经济利益；其二，法西斯的生存空间理论以及欧洲的权利转移理论，随着日本的对外交往也传到了日本，并随着日本国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加深，在国内达到高度重视；其三，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生命的严重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再次让日本人认识到日本本土无法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甚至会威胁自己生存的事实，所以必须得到一块富饶而广阔的土地——中国。

三大原因综合之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得到快速发展并加快了对外侵略步伐。

日本的民族不再认为本国人种低劣，并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三，日本现代的状况与趋势（1945-2012）经济状况：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在朝鲜战争中，在军需的提振下，以吉田茂路线为指导日本重工业复苏，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作为起点后续的岩户景气直至1990年，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繁荣。

从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自从广场协议后的股市崩盘·楼价暴跌后，日本经济就一直没有大的起色，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

政治状况：日本的自由民主党，自1955年11月由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组成，50多年来，自民党绝大部份时间控制着日本参议院和众议院，曾连续单独执政长达38年之久，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该党的政策的连续性，而且也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纵观1955-1985年的日本对外交往史，中日建交，日韩关系的修复，日本海量的对外战略投资等都发生在这一阶段。

1990年代后，日本社会由原来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主流转变为富裕与贫穷两个极端，而可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年功序列，终身就业制也趋于崩溃，在这种趋势的作用下，日本民族心理受到很大影响，日本社会思想也开始转右。

而且，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实力相对其他强国相对下滑，而日本的又相对美国下滑，这一点对日本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勃勃生机与全面崛起给了日本社会很大的压力，使其社会氛围变得极为压抑，所谓“悲情的民族主义”就开始蔓延。

从2012年4月17日石原正式提出为购买钓鱼岛募捐而民众支持率超过92%这一点可以看出日本右翼的影响力的极大提高，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日本政府与日本议会中的右翼势力影响力的提高，例如安倍晋三这一右翼分子当选自民党党首并参加下一届日本议会选举以及野田的右倾倾向。

四．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端及其走向判断2012年9月28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宣称应按国际法规则解决有关领土归属问题，并在记者会上扬言“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会向中国退让”。

对此，日本外交部一天之内三次表态，就野田的言论进行言辞驳斥。

罗伯特·帕特南认为，国际压力只有在国内有共鸣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

这一事件也不例外，一方面，日本国内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失业率飙升且政府负债率超过了100%再也无法负担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所以削减财政支出提高税收就无法避免。

在野田的消费税法案得到勉强通过后其施政压力明显加大。

野田的第二层博弈（国内博弈）压力加大后必然在第二层博弈（国际博弈）输出压力，领导者一方面要与国内寻求政治领导权的力量进行竞争，另一方面要与国际上代表着本国内部利益的领导者进行竞争，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领导者失去其政治权力，这就是1“双刃外交”，安倍的竞争就是野田一个巨大的国内压力。

从日本国内新闻的播放来看，右翼政党的声音明显增大，他们宣传中国威胁论以及全面否定二战侵略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意，中国必须谨防日本民意全面倾右。

日本民族在经济安全状况较好的时候是较为温和的，但在经济不景气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容易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这一点不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概莫能外。

而反观中国，由于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对外也越发的自信，中国的人民已不能忍受任何一场对外的溃败了，韬光养晦的策略已经不能也没有必要延续下去了。

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深受权力转移理论以及海权论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十分忌惮，由此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

由于中国经济不断提高的对外依存度以及对海外资源的强烈需求，所以中国不得不考虑区域外大国的感受，因为在当下的环境中只有一个自由稳定的国际形势以及非保护主义的贸易环境才对中国最有利。

五．中国的应对策略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不可能采取过于激进的策略，例如：派军队实际占有钓鱼岛，全面的由政府主导的驱逐日货行动等。

它在五大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其一；强调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历史罪行以及其对二战时期侵略他国的否认还有国内军国主义复苏的危害，并游说各国号召世界认清日本的狼子野心。

其二，与俄国在岛屿问题上达到对日共识，尽量争取韩国。

其三，强调美国的义务不是挑唆而是促和，反对美国的非法介入。

其四，加强中国军队的区域拒止能力以震慑域外大国。

其五，提高中国对亚洲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包括：规则的设计能力，国际事务的协调能力，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推动能力，以孤立日本。

注释：1.Andrew Moravesik, 《Intergrating Internati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2.金德尔伯格，吉尔平等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国际公共物品的概念。

见Charles P. Kindle Berger《International Public without Govern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 ol.76.No.1.1986.p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