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辨病辨证辨‘法’杂合以治理论治疗疾病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摘要：我国中医文化在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历史长河中，辨病辨证并治是中医经典的诊疗模式，由《伤寒杂病论》确立。
病因病机是疾病的本质，辨病治疗是围绕疾病的病因病机进行立法处方用药治疗。
证是疾病的症状，可以单个出现，也可以多个同时出现。
辨证治疗即是应用方药针对症状的直接治疗，辨病辨证辨‘法’并治强调辨病治疗与辨证治疗同步进行。
法既是方，方既是法，方法不佳，疗效欠佳。
法不仅仅是单纯的立法治法，也不是狭义中方剂学的理法方药的法，而是一种根据病症而定的量身定制的广义的治法。
可以是单独的外治法，亦可以是内治法中的中药方法。
也可以是混合法。
现代中医界确立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实质上是辨病因病机治疗，在中医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提出中医学的发展应该回归经典，传承精华，从恢复“证”的本义做起，提倡辨病辨证辨‘法’并治精神理念。
关键词：辨病辨证辨法；杂合以治理论；治疗疾病引言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医通过辨病与辨证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疾病，对疾病的本质进行阐述。
辨病可对疾病发展全过程的病理特点有基本的了解，辨证则能清楚地掌握疾病在每个不同阶段的特点，两者如同中药的“相须”配伍一般，相得益彰。
由于人是动态变化的整体，证亦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而既存在一种疾病出现多种证，即同病异证的情况，也存在不同的病出现相同性质的证的情况，即异病同证。
1“辨证论(施)治”词目的由来“辨证”一词首见于《伤寒论·序》，“论治”一词最早见于滑寿的《读素问钞》，至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专列“辨证施治”一篇，论曰:“见病医病，医家大忌。
盖病有标本……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
……本必有因，或因寒热，或因食气，或因虚实，或兼时令之旺衰，故治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再兼时令之味，而病已矣。
”书中强调辨认内在的病变机制，针对病之本进行治疗。
“辨证论治”后在陈当务《证治要义》书中两见，一在戴第元给该书所作的《叙》中:“若喜惠民之学，辨证论治，妙义天开，能使不知医者，亦能知病之原委，诚有功于民生”，一在《药方》:“以仲景公之方列前，诸名医之方列后。
凡集中辨证论治，旁边有厶角圈者，即是药方，细心查之自见。
”此处辨证论治词义不明。
较《证治要义》稍晚成书的《医门棒喝》也提到“辨证论治”一词:“窃观景岳先生，才宏学博，平生著作数十万言……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不识六气变化，由不明阴阳至理故也。
”对张景岳不明六气变化阴阳之理提出批评，又言:“叶氏辨证设方，无不参乎阴阳五行之理，则合轩岐之道矣。
”特意表扬了叶天士“辨证设方，参乎阴阳五行之理”。
辨证论(施)治作为一个专用词组，在明朝的书籍中已有出现，但因为出现在书籍的角角落落，又未对词义进行明确说明，再加上这些书籍及作者并非太有名气，所以未在中医学术领域掀起太大波澜。
2中医疾病的命名规则《伤寒论》关于外感病全过程的病机，是层层深入的。
首先，《伤寒论》将外感病分为三阳病与三阴病。
三阳病的病机特点主要是正气盛而邪气实；三阴病的病机特点主要是正气已虚而邪气不去。
其次，《伤寒论》对外感病病机特点的认识深入到六经病层面。
三阳病中，太阳病乃外感病初起，病在表、在肺、在营卫的阶段；少阳病乃枢机不利、邪热内郁的阶段；阳明病乃正盛邪实、壮热内蕴的甚极阶段。
三阴病中，太阴病乃正气已虚、脾阳不振的阶段；少阴病乃正气大虚，邪气过盛的危急阶段；厥阴病乃正气大虚、邪气不去、枢机不利的危重阶段。
再次，在认识六经病病机之后，才是更为复杂的具体病机的分类。
如太阳病，有中风、伤寒、温病之分；太阳病中风、伤寒、温病三者，各有传经与不传经的区别，更多的还是多种兼证、变证、合病、并病、疑似病，以及因治疗不当而出现的多种病入三阴而濒临死亡的坏病。
这诸多的兼证、变证、合病、并病、疑似证以及坏病，各自的病机皆有区别，故而治疗的立法、选方、用药也各不相同。
其实，《伤寒论》讨论到六经病病机辨别之后的种种复杂病机的辨别时，就与临床种种杂病的病机辨别相互融在一起。
所以世人常说，《伤寒论》的方剂同样可以治疗多种具体的临床杂病，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此。
这也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的特色。
如果把中医《伤寒论》的疾病与西医的传染病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病机来讲，中医临床上的病机是随时间、随病情变化着的。
这在西医传染病的病理诊断与治疗上看，简直不可思议。
根本原因在于：中医疾病的病机是不断变化着的，而西医病理一经确诊则是不再改变的。
温病学，也是中医外感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病条辨》中的语词、概念系统，与《伤寒论》有一定的差异。
但其所遵循的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的临床模式，与《伤寒论》却是基本相同的。
关于外感病全过程的病机辨别，《温病条辨》先分上、中、下三焦，再分卫、气、营、血。
临床在分辨三焦与卫、气、营、血的基础上，进而辨别每一个外感病的具体病机特点。
杂合以治:中医辩证体系以八纲辩证为基础纲要。
又以阴阳辩证为首钢，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医学疾病谱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加之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合理。
医院分科明显医生技术水平的高低。
从而对疾病认识不全面不深透，西医治疗手段的渗透如输液打针。
导致体质发生多样化复杂化改变。
单纯的热症寒症，单纯的虚证实证几乎不复存在。
所谓: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用寒远寒，用热远热。
通因通用，塞因塞用。
所以针对本虚标实的患者，寒热错杂的患者。
内治方经方的代表也少之又少。
《黄帝内经》云: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炙之。
无不再体现外治法的多样化。
多样化的选取一定是根据病情所决定的，如:肩周炎（中医归属于肩痹的范畴）又名五十肩，冻肩。
如男性50岁患者无明显外伤，无特殊既往史，脉:沉迟，舌红少苔，通过中医望问切四诊可变为肝肾亏虚证，治法应局部外治法如推拿、针灸配合中药方剂养肝柔肝，补肾壮骨，活血化瘀，舒筋通络。
疗效方可速效而长远。
3“辨体-辨病-辨证-辨法”，四辨诊疗模式3.1辨体为根体质为人体之根，是受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影响，在人体生命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的固有特质。
偏颇体质常表现为特定疾病的易感性，所以临床上可以通过纠正偏颇体质从根本上阻止疾病发生。
张晓天教授认为，辨体是为根也。
根据张晓天教授多年的临床经验，在辨体质方面有其用药的特点。
对于患者的中医体质辨识，通过《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量表的结果作为参考，同时会结合临床舌面及问诊的结果进行综合判定，还会参考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等因素，根据不同人群的体质特点进行遣方用药。
张晓天教授认为立方选药不可只辨病辨证，也需要兼顾患者自身的体质特点，不仅是气血阴阳的偏颇，还有是自身体质的强弱，这决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趋势，也指导治疗原则，是先攻后补，还是攻补兼施，邪盛时是否耐受攻邪等，都需要根据体质的特点进行治疗，尤其是在膏方的运用方面，更是注重以辨体为主。
3.2辨病为标疾病是人体因感受外邪或自身体虚受邪而出现的一系列人体脏腑功能和形态结构出现异常的状态。
每种疾病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其基本病机和传变规律都有疾病自身的特殊性。
张晓天教授认为辨病是用以区分不同疾病的不同性质，了解疾病的整体情况和全过程的变化规律，便于掌控全局。
遣方用药需要注重疾病的病因病机，因疾病的基本病机贯穿疾病的全过程。
针对病机的疾病治疗，有其专方专药，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针对不同疾病，张晓天教授有其经验的专病专方专药。
3.3辨证为本辨证指的是在中医基础理论和辨证纲领的指导下，明确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等要素，进行归纳总结疾病的病机，从而明确证型。
中医的理法方药是在辨证的基础上进行，中药的药性分“寒热温凉”亦为此服务，故中医临床用药更加强调“辨证论治”。
张晓天教授认为辨证为本，遣方用药的前提是掌握辨证的要点，即是综合概括疾病现阶段的临床表现重点和特殊性，具有揭示疾病本质的作用。
不仅需要辨病因、病位、病性、病机，最重要的是确定辨证的结论，即辨证型。
4，辨法为效，方法论是根据辨病辨证辨体后而具体实施的治法，患者疗效是否又好又快，是否简便效廉，是否切实可行，治疗方法是根本。
中医的病种涉及内外妇儿，杂病等。
治疗手段有内外治法等。
举例:带状疱疹。
（中医又名:蛇串疮）总共分四期，分别为潜伏期、初期，爆发期，恢复期，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不相同。
治疗的法则也应随之改变。
如一味的使用内治法。
通过中医辨证论治辨体内调方剂，则效果不佳，如在爆发期。
也是症状最明显的期。
主要表现为皮肤组织肿胀，溃烂，以及相应范围神经性疼痛。
治疗方法以消炎抗菌保护创面，活血通络止痛治疗法则。
患者疼痛病程缓解时间延长。
此时加上中医外治法如针灸围刺、火针等。
将会事半功倍。
明显缩短病程。
结语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确立历史经历几千多年历代医家不断实践和逐步提炼。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提出，很大程度上被赋予可以抗衡西医辨病论治的期望，并很快被写入中医高等院校教材，确实鼓舞了大批中医人士。
对比经典诊疗模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存在问题突出，不仅理论体系残缺，而且概念错误、逻辑混乱，严重影响经典诊疗模式的传承，从而降低了中医学的诊疗效果。
我们必须回归经典，传承精华，从恢复“证”的本义做起，提倡辨病辨证并治精神，大力发展中医学。
参考文献［1］任应秋．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体系［J］．中医杂志，1955(4):19－21．［2］秦伯未．中医“辨证论治”概说［J］．江苏中医，1957(1):2－6．［3］王新华．金匮要略“辨证论治”规律的初步研讨［J］．中医杂志，1957(10):517－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