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青铜文明【摘要】：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不仅十分发达，而目其发展与当时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异常发达的青铜礼器折射出青铜时代的政治文明。

【关键词】青铜器；尊礼；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和奇迹，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青铜文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流光溢彩的一页。

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省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刀子，据激光光谱分析为锡青铜[1]。

马家窑类型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可见早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或三千纪初，我国西部的居民已开始铸造青铜器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是很早的。

而且青铜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纹饰富丽、铭文典雅、制作精巧，是研究商周至秦汉时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中国和世界物质文明史上、美术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大众对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炽烈，对传统文化向往更深一步的挖掘，对古代文物更渴望熟悉、鉴赏。

人们对待青铜器和青铜器所代表的青铜文明更是充满了敬畏和期待，毕竟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早期见证，更由于史料的缺失和研究的空白，人们对待这段历史更是充满了向往。

翻阅中华民族文明创造史，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而从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中，我们更能体会到祖先的聪明智慧：一、工艺方面中国古人是极具有创造性的人群，青铜器的制造更是体现处这方面。

特别是在青铜器的制造上更是如此：一是制造工艺的提高，二是青铜器的装饰。

首先，青铜器的制造需要高超的技艺，而古人在这一方面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古人制造青铜器主要是运用陶范法和分铸法两种方法。

特别是器身与附件分别铸造的分铸法，则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被广泛应用，表明了附件单体作模和与之相关的嵌入、焊接技术的高超，创造出许多结构复杂、优美动人的艺术作品。

以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一对龙耳莲鹤铜壶为例，此器形体巨大，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高118、最大口径30. 5厘米。

器作椭方形，器体结构繁复，其中圈足下似虎咋舌的怪兽，器身两侧顾首双龙，盖顶中心展翅欲飞、引吭高鸣的仙鹤，均系采用分铸法，才取得了活泼的艺术效果。

从莲鹤壶所表现的圣洁气度，可以看出时代变革对制作者的心理影响，它是在革新时代产生的典型青铜器之一，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铜颇，商周时一般多为颤合体，而春秋以后则多做成帚靓分体的形式。

扁与颤扣合严密，说明此时铸造技艺的纯熟。

其次，这时的青铜器纹饰丰富多彩、繁缚富丽，不但有主纹，还有衬托花纹，甚至在主纹上再填以花纹，形成三层花。

有的已采用平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技法，如四羊方尊，肩部铸浮雕龙头，四角铸大卷角羊头。

方鼎、方彝、爵、瓤的棱角与中线处，常用扉棱装饰，增强庄严感。

既有写实的动物纹，如鸟纹、蚕纹、蝉纹、象纹、鱼纹、龟纹，又有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幻想的动物纹，如餐餐纹、夔纹、龙纹;还有的描绘成几何形图案，如云雷纹、圈带纹、弦纹、涡纹、乳丁纹，等等。

二、精神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器出现以后，被广泛地应用于宗法社会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期青铜器的研究，深入挖掘青铜器与礼制的内在关系，为全面研究中国早期礼制状况及早期中原文化的形成提供一定借鉴。

（一）权利的代表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

九鼎是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史记·封禅书记》)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

夏灭，鼎归于商;商灭，鼎归于周。

自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具摇身一变成为传国之重器。

关于有夏之铸鼎，就文献记载而言存有异说，历来的解释也存有疑义。

概括地说，其涵义值得注意:“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反映的是夏土朝建立，各方国部落来土来享，贡献各地特产，土会中的九鼎是盛会的见证，也就成为中央政权的标志。

而且通过史籍和考古出土的器物我们可以知道青铜器作为权利的象征在很早就已出现。

《逸周书·克殷》记武王灭商，命迁“九鼎”，孔晃注:“鼎，土者所传宝。

”《汉书·五行志》:“史记曰:‘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鼎者，宗庙之宝器也。

宗庙将废，九鼎将迁，故震动也。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三代更迭的迁鼎之事:“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记六百。

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就是成语“问鼎中原”和词语“鼎迁”的来历。

从王孙满言可知，三代时期鼎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问鼎”后来成为企图夺取最高政权的同义词，“迁鼎”成为失去国家权力的代称。

（二）尊神尊礼的思想商代青铜器有不同的组合形式、不同的规模形制、严格规定的使用场合。

这些特征使得青铜器具有了非常鲜明的等级性和阶级差异，从而明确地体现出商代的一些基本礼制，如等级制、宗法制、丧葬礼制、祭祀礼仪、社会习俗、礼器使用制度等。

青铜礼器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青铜器。

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一书中提出，中国人崇拜的神、祖先和鬼分别代表官、家族和外人，神和祖先象征内在包括力和内化力，鬼象征着排斥力和外化力。

商代青铜文化中的崇拜意识具有社会等级划分、个人心理稳定和家族内部团结等功能。

这些功能主要是青铜器用于祭祀等礼仪场合实现的，青铜器表而的纹样是以神兽图像为主。

青铜礼器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都至为重要，是献给神抵的最神圣的祭物。

祭祀时不仅祭器有一定规格，而目用于祭祀的牺牲和礼器都有代称，祭祀时不得直呼其名。

祭器是国之重器，贵族统治阶级将其在宗庙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圣物世代保存。

所以，制度规定这些祭器在仪式之后必须妥为保存，所谓“祭器不逾境”。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祭器至为重要。

“君了虽贫不膏祭器，虽寒不衣祭服”(《礼记·曲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迁鼎”—国家的重器被迁走了，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灭亡了。

《礼记·表记》在评论夏、商、周三代社会意识的异同时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文献中尊神先鬼的记载可，证之以殷墟卜辞。

创造和供奉神灵是一种宗教行为，早期萌发阶段的宗教往往需要通过外在媒介扩大宣传和影响以促进传播，也就是说，精神的东西需要一种物质载体。

青铜文化是奴隶制文化的代表，也是商殷宗教文化的物质载体几青铜礼器用以烹煮、盛装祭祀物品荐献给诸神，乐器用以演奏祭神之乐，以娱神，沟通神人以求神佑。

礼乐器上凝聚了商代人尊神先鬼的民族特性，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器物首要任务不是为人服务，而是服务于鬼神。

三、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

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

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

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

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

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

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

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

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

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

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

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

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四、实用价值中国古代青铜器除了用来敬神敬礼之外，应该说最大的功效还是它的实用性。

殷墟青铜器按其用途可分为礼器、兵器、工具、乐器、车马器及杂器。

礼器包括炊器、食器、水器和酒器；炊食器有鼎、鬲、甑炉型器、豆；水器有罐、盘、盂;酒器有尊、罄、方彝、壶、、爵、角形器；兵器有械、戈、矛、、弓形器、胄;工具有铲、斧、凿、锯、刻刀；乐器有饶和铃;车马器有泡、策、勒、当卢等杂器有箕形器、贝等。

铜镜在殷墟极少发现，只有妇好墓中出土了四件。

或其他器物。

以殷墟妇好墓为例，它是一座未经盗掘的王室成员墓葬，墓中随葬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生活用具、艺术品和杂器共八类，其中礼器几乎占总数的一半;而在礼器中，酒器数量最多，约占四分之三。

据1969年至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资料显示，在总数939座墓内，508座平民墓中的随葬品是陶制酒器机爵，另有67座出铜斛爵，两者共占总墓数近五分之三〔715〕这固然反映出古代重酒的社会文化，但是从另一方面更是反映出青铜器的实用性。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使奴隶制度“礼崩乐坏”，青铜礼器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使用的规格打破了旧的礼数。

春秋以降，诸侯们的“僧越’，行为日益普遍，大夫越用诸侯之制也司空见惯，甚至有的诸侯所用礼器比天了还要豪华，所用礼器的数目竞比天了还要多。

这反映了旧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瓦解。

其二是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式样。

奴隶主贵族阶级礼器的属性渐渐消失，日用生活器物逐渐增多。

鉴、敦、杯以及扁壶就是这个时期的新型器物，且多为日用。

铜镜、带钩、铜灯更是战国时期连平民都可以使用的生活用器。

五、文明的载体青铜器的出现固然是有经济发展的原因，大部分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做。

但是，在无意之间，这些青铜器成为了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一是青铜器纹饰和其图像符号以及它和甲骨文的联系。

在商代青铜器内部和底部常常发现和其表面的纹饰相同的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和相应的甲骨文相同，表明该青铜器是其图像符号所标识氏族制造的，青铜器表面的纹饰则是该氏族的始祖神。

如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发现的牛鼎和鹿鼎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鹿鼎腹部四侧装饰有形象扩大了的大型鹿头霎臀，鹿鼎内底铸有图像记号，这个图像记号和甲骨文的“鹿”字相对应，显然这个鹿鼎是鹿族人所做之器，鼎腹部的霎臀纹是鹿族的图腾祖先。

将青铜纹饰中的这种现象和甲骨文的形式、内容作一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

据甲骨文记载，各种自然神及先公都有自己的祭祀地，将某一神作为自己族神进行祭祀的民族，就用与这一神相同的名称称呼自己的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