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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韩国女性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

古代韩国女性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①庄庆涛(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 在古代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韩国女性的地位与作用非常重要。

她们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韩国女性与中国的和亲促进了政治的相对稳定,缓和了民族关系;韩国姓氏的发展与民族的大融合也与古代韩国女性有关,甚至古代韩国女性对当代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她们在古代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可能是被动的,但是她们起到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

〔关键词〕 古代中韩关系;韩国女性;和亲政策;姓氏的形成〔中图分类号〕G3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09)05-0047-03Anc i en t Korean W om en’s Role and Functi oni n the Cultura l Co mm un i ca ti on Between Ch i n a and KoreaZHUANG Q ing2tao(Shandong Young Cadre Ad m inistrative College,J inan250014,China)Abstract:I n ancient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al communicati on,Korean women p layed an i m portant r ole.They p r omoted cultural co mmunicati on bet w een the t w o countries and devel oped culture and art.Korean women’s mar2 riage with Chinese f or the sake of peace advance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 mooth nati onal relati ons.Korean surna me devel opment and fusi on are related with ancient Korean women,and they even br ought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s ociety.For the sake of women’s subordinate status in ancient ti m es,their functi on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 on could be passive,but their r oles and functi ons could not be ignored.Key words:ancient China and Korea relati ons;Korean women;Marring f or the sake of peace;surna me f or mati on 纵观古代中韩关系史,不难发现,虽然古代女性受性别、阶级以及封建礼教等各种因素的束缚,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她们在推动古代中韩两国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论及天下秩序,中韩关系是首要重视的一环”[1],近年对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专门从女性地位与作用的角度研究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则不多见。

我们在前人零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考察。

作为中韩两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交流一直以来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特别是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中韩妇女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力军的作用,加强中韩妇女的交流必将促进两国的整体发展。

而古代中韩关系中的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已・74・2009年第5期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①收稿日期:2009-05-18作者简介:庄庆涛,男,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外语系教师。

经发挥了其历史的作用,加强对古代韩国女性在中韩文化交流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可以为当代的中韩妇女交流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女性对于中韩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间交流方面,也可以说在中韩关系史上两国的女性促进了两国的民间外交的发展。

这些女性也同时成为民间外交的先驱者。

据史料考证,早在公元48年,生于中国四川的三韩驾洛国金首露王王妃许黄玉(东汉光武帝建武九年即公元33年生,后被尊封为“普州太后”)落难到达朝鲜半岛时,随船同行人员就将当时经济发达的东汉农耕、水利、养殖、编织以及冶炼等技术带到了朝鲜半岛,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发展。

元朝时期的高丽贡女、明朝时期被选入宫作为嫔妃的朝鲜女性也都在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前者遵循的儒家伦理观念对蒙古贵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者将朝鲜的文化风俗,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歌舞艺术、风土人情,带到中国宫廷。

而韩国谷城郡观音寺也正是中韩文化交流的见证。

观音寺史料认为,韩国著名孝女沈清在公元301年嫁到中国,312年,沈清往故国运送观音像,由此创建了观音寺。

韩国学者认为,这反映出当年佛教是从中国江南一带跨海传播到韩国和日本的。

二、和亲政策缓和了民族关系元朝时期的“高丽贡女”制度是元王朝与高丽王朝得以和平共处的政治纽带,这有助于营造两国稳定的政治关系。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作者杨青以《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元史》为主要依据,广泛搜集史料,编制了《元代高丽贡女年表》。

该表汇总了1231~1362年记载高丽贡女的资料、贡女人数并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

据该表保守的统计,元朝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25次,高丽主动献纳贡女32次,贡女达1479人[2]。

从历史角度看,和亲政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维持民族友好关系、巩固政治统治的一种重要方式,女性在其中则扮演了和平使者的重要角色。

在中韩关系史中,“和亲”这一说法虽然不明显,但元朝时期的“高丽贡女”制度和明朝所谓的“选妃”的实质也正是“和亲政策”的变相体现。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时期被选为妃嫔的朝鲜女子就有17人;另外充作侍女、女史的女子64人,其中永乐朝22人、宣德朝16人、清入关前10人、顺治朝16人[2]。

此外清朝初期皇室成员多尔衮也曾娶朝鲜“义顺公主”为“福晋”,这也正是朝鲜宗室锦林君李恺胤顾全大局,愿纾国难的真实写照。

由于古代女性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她们在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局限性和从属于男性的。

无论是和亲的女子,还是高丽贡女,在父系封建社会中,所接受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决定了她们都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身份局限性。

朝鲜史料《李朝太宗实录》记载,1480年明使至朝鲜传旨“有生的好之女子,选拣几名将来。

”到宣宗朝,明朝皇帝多次要朝鲜进贡处女、侍女,甚至执厨俾女,被选者父母哭天喊地,以为活送葬。

这就不难看出,古代韩国女性在和亲活动中是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的。

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姓氏的产生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女性一直承担着繁衍后代的艰巨任务。

“和亲”政策以及移民现象的产生势必会促进人种的进化和民族的融合甚至是新姓氏的诞生。

中韩相关姓氏的出现,是民族融合的重要体现。

韩国的姓氏从三国时代开始使用,受中国的影响而借用汉字,在姓氏普及过程中,又结合了韩国的历史、文化,并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与中国的姓氏部分相似,又有韩国特殊性的姓氏情况。

而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韩国金海金氏和金海许氏不能通婚是因为他们同为一个祖先首露王,其中许姓正是来源于中国籍的首露王王妃许黄玉。

韩国的张姓则来源于元朝时远嫁韩国半岛的陪嫁随行人员。

可见,韩国姓氏的形成过程也・84・□女性文化研究 总第87期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期间古代妇女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古代韩国女性对今天的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一)为当代女性主义、特别是女性主义史学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推动了新兴学科的发展在妇女史学研究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和分析范畴,实质上凸显了历史上的性别权力结构关系。

而今天史学界对妇女史的漠视甚至是歧视却让人吃惊。

其原因之一是对史学的等级建构和价值取向缺乏反思,学术上的自我封闭和史学家人文关怀的倒退(甚至缺少维新、五四时期那种热切深沉的妇女—民族—现代化的关怀),造成了正统史学的性别盲视与偏见。

传统史学把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及其后的社会史视为史学正宗,妇女史学则被视为小历史、问题史、边缘史,不能单独立项,充其量只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

古代中韩关系中女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研究正是从一个新的突破点上打开了研究女性主义史学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通道,并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和例证。

(二)推动了中韩两国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从文化的合作方面看,中韩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便交流不断,现在仍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合作与交流的课题。

以“普州太后”和“孝女沈青”为例,前者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学术界(包括考古界)对历史问题的合作研究,而且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后者不仅对了解当时的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作用很大,而且对研究舟山那一段历史也很有价值。

从文化传播方面看,以韩国历史名人大长今为题材拍摄的电视剧以及以中韩两国古代和亲政策为题材拍摄的电影《神话》在中国得到热播,是这一作用的具体体现。

它们不仅促进了两国影视文化的发展,从深层次来讲,还促进了音乐、舞蹈甚至中韩两国人民价值观的交流。

五、余论相对于男性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宏观性而言,女性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微观性的。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父系氏族社会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政策往往由处于主宰地位的男性制定,虽然历史上中韩两国都有过女性政权,但也无法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主流。

因此,在古代中韩文化交流中,女性所处的地位和所起到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微观社会诸如日常的生活与具体社会文化中,而在对这个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和经济决策领域则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古代社会,特别是处于父系氏族统治之下的封建社会,女性受性别的限制,社会角色容易被男性的主导作用所掩盖,留给可供社会研究的历史资料相对较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韩两国联系中断,导致相关研究滞缓。

目前关于中韩两国古代文化交流中女性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资料发掘工作有待于进一部深入。

参考文献:[1] 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A].中韩关系史论文集[C].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2] 喜蕾,特木尔巴格那.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5):5-9.・94・2009年第5期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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