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重新认识理和欲，讲的是伦理道德和物质欲望的关系。
朱熹总结先秦以降诸家“理”、“欲”之争的得失，融会贯通儒家的“理”、“欲”观，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天理”不是天的道理，而是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规定的共同遵守的道德伦理。
“人欲”也不等同于人的欲望，而是指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和愿望。
自宋明以降直至清末，随着“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这一观念也被制度化、法制化，上升为道德纲领，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新中国成立推翻了旧道德，“程朱理学”从圣殿的宝座走向被批判与否定，“存天理灭人欲”被作为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朱熹被作为罪魁祸首，长期受到批判。
今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有必要对此作一番剖析，厘清理论的实质、作者的本意和统治阶级利用之间的关系，以正本清源，为时所用。
一、从人文礼教的角度重新认识“天理人欲”学说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说是不是封建礼教？从理论上予以辨析是有必要的。
为此，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礼教？什么是封建礼教？除了封建礼教，是否还有其他礼教？中国是礼义之邦，自古以来，就建立了礼教的思想体系。
先秦时期流传下来《周礼》、《仪礼》、《记》就是最古老的礼学典籍。
《礼记·曲礼》说，为了使人“自别于禽兽”，圣人起，“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
这就是说，圣人制定礼来教人，目的是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走向文明。
这应当是对礼教最早的解释。
《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疏通知远，《书》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
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说的就是古代的“六经”之教。
其中，“恭俭庄敬”就是礼教的结果，是指严肃认真、节俭收敛、庄重恭敬，包含了思想认识和行为态度。
可见，礼教是关于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教育。
封建礼教，顾名思义，是指反映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的礼教。
封建礼教反映了封建等级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却不代表全民的利益。
所以，封建礼教也就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
封建社会的礼教起源《周礼》，它产生的基础是周代的封建制度。
但那个时代的“礼教”，在春秋战国时，便已“礼崩乐坏”。
秦以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已无“封建礼教”的社会基础。
汉代尊儒术复周礼，但所复之礼也与周礼大相径庭。
即使周代之礼，也并非都是糟粕。
周行分封，诸侯王、卿大夫都有自己的封地，思想自由，可行自己之政；王畿即周王自己的封地却很小，但诸侯国都去朝拜他，这中间使各诸侯国凝聚在一起的就是礼教。
周公佐成王，一沫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尚礼如此，故使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归心，这都是礼的力量。
当然，宋明以后，理学盛行，统治者大力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加强思想控制。
所以，笼统地说封建社会只有“封建礼教”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封建礼教形成的过程中，人文礼教也在积淀过程中形成。
人文礼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和认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和规范的行为。
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礼包含了对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
人文礼教反映的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共性、人的共性、民族的共性，是千百年来民族精英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经验总结。
孔子讲仁、义、礼、智、信，讲“为政以德”；老子讲“无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孟子讲仁政，讲“浩然之气”，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周易》讲“自强不息”，讲“厚德载物”等，都不属于封建礼教的内容，而是人文礼教的内容。
笼统地把中国古代礼教称为封建礼教，并予以全面否定和抛弃，这将混同礼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抹杀人文礼教与封建礼教的质的区别。
封建礼教，是封建制度、封建意识在礼教中的反映，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特殊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礼教理所应当受到批判，但不能因此而殃及人文礼教。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应当放在人文礼教中加以认识和评价。
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说是对先儒要论的总结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是总结前代儒家重要典籍的核心理论命题而归纳出来的。
《朱子语类》卷十二云：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学问”；《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这段话用一句话归纳了《论语》、《中庸》、《大学》、《尚书》四种经典的核心理论命题：“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显然，朱熹并不认为“明天理灭人欲”是自己的理论发明，而是先代圣人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相同内容。
我们不妨就此作些分析。
一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语见《论语·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朱熹解释说：仁指本心之全德，战胜自己的私欲谓之克己，礼就是天理的简称。
为仁是保全其心之德的原因。
在朱熹看来，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但它也不能不坏于人欲。
所以，为仁者必当有以战胜私欲而复于礼，使事事皆能出于天理，那么，本心之德也就能够复全于我了。
可见，这里讲的克己，也即战胜自己的私欲，实际上也就是“灭人欲”的意思。
讲复礼，也即回归天理，实际上也就是“存天理”的意思。
朱熹指出，孔子坚信两点：一是这个日子不会太远，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二是因为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所以人人都可行仁。
二是《中庸》所谓的“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分别见于《中庸》之第一章和第二十七章。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知新，敦厚以崇礼。
张载有“心统性情”之说。
心能感物而生情。
其未发时则为性，性即理也，无所偏颇则谓之中。
发而为情，情有喜怒哀乐，其中节则谓之和。
所以，未发前的中，已发后的和，中和即是最高境界。
朱熹认为“致中和”，也就是把心推至到“中和”的最高境界。
人的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
所以，未发前的中，已发后的和，便非人人都能做到。
“致中和”的“致”，是“推而极之”之意，此心充满仁爱，充满天地生物之心，充满天理之心，是平日庄敬涵养之功积累而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
这个“致”即谓学习修养，“致中和”即“存天理灭人欲”。
下一条讲“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德性是我们所接受的天地间正理正道，可说就是天理。
“道问学”讲的是修养问题，即通过格物致知，不断提高我们对天理天道的认知。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所以归根结底，这里讲的还是“存天理灭人欲”问题。
三是《大学》所谓的“明明德”，《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认为，明德即天理天道，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心理机能，“明明德”即使此德常明。
人虽有此明德，“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亲民当作新民，革其旧之谓也。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可见，《大学》的纲领说的也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理。
四是《尚书》四句教讲的人心道心说，《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大禹谟》记录的是舜禅禹之言，大意是说：人的道心是精微难见的，而人心是危殆难安的，若道心隐微，而人心盛旺，喜怒哀乐各随其欲，就会为国家带来灾难。
所以要追求人心道心的统一，才能永远居于中和之境。
朱熹说：“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
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
此言尽之矣。
惟精者，精审之而勿杂也；惟一者，有首有尾，专一也。
此自尧舜以来所传，未有他议论，先有此言，圣人心法，无以易此。
”可见，朱熹是赞同程颐以人欲天理训人心道心的。
朱熹还指出：“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
放之则二，精之则一。
桀纣非无道心也，放之而已。
尧舜非无人心也，精之而已。
自人心而收之，则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
”所以，是收之还是放之，这便是修养功夫。
综括以上所言，我们可以发现，四部儒家重要典籍的核心理论讲的都是“天理人欲”问题，而且这四种典籍也并非随意拈出。
孔子思想的主体范畴是仁，“克己复礼为仁”便是行仁的核心观念。
《尚书·大禹谟》选的是舜禅位于禹时谆谆告诫之言，这四句话历来被称为“圣门心法”。
《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于此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
《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致中和是最高境界，尊德性、道问学是修德凝道之大端。
朱熹正是在充分理解了古圣先贤推行人文教化的要旨的基础上，才将它高度概括，而提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三、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说的是修养问题朱熹对天理人欲有过充分的概念解析。
在朱熹看来，“天理”之于人，是“心之本然”：“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
“心之本然”，也就是未受气禀物欲所蔽的未发状态，循其本然而能表现为公且正，是无一毫人欲之私的本然状态。
“天理”又是善的，因为“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人性本善，善性即天理。
“天理”之于社会，便是仁义礼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也就是说，天理是普遍存在的，天地万物都是禀受天理而生的，天理是纯粹的至善本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天理的轨道上进行。
与之相对，人欲则是人在生活活动中突然而生的。
“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
……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
”“没巴鼻生底”是说人欲并不像天理那样于心之本体中本有，而是在后天活动中主体自己陷溺而致生的。
人欲是不善，是“恶底心”“。
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
人欲是心的疾病“。
人欲者，此心之疾罤，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也就是说，人欲是人在后天因受物欲昏蔽而致的疾病状态，循其病态则表现为私且邪。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朱熹认为，它们是相对的，又是相联系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
朱熹说：“天理人欲常相对。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这里讲的相对存灭，完全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只有质的变化，没有量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