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之中国音乐
文化自信之中国音乐
中国的音乐主要以旋律为主,而中国的民族音乐旋律优美不一,不同于流行歌曲和摇滚歌曲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文化和语言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特色,所以各种不同的民族音乐听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有的很优美,有的很轻快,有的很豪放,配上不同的民族语言,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
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重要和地位。
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当今,中国的民族音乐不断受着西方音乐为首的外来音乐文化的侵略,所以我们中国公民有责任弘扬民族音乐,当今歌星们以及作曲家们为了起到带头作用可以先试着转变回来我们的本土音乐文化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
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
(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骨笛溯源于距今8000年左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吹奏乐器。
其中的一支七孔骨笛保存得非常完整,专家们进行过实验,发现仍然能使用该骨笛演奏音乐,能发出七声音阶。
但中国古代基本上只使用五声音阶。
)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
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
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
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
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
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
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中国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
现存
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比如汉代的官方诗歌集成,就叫《汉乐府》,唐诗、宋词当时也都能歌唱。
甚至到了今天,也有流行音乐家为古诗谱曲演唱,如苏轼描写中秋佳节的《水调歌头》。
中国古代对音乐家比较轻视,不像对待画家,因为中国画和书法联系紧密,画家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朝时甚至可以“以画考官”(其实也是因为宋徽宗个人对绘画的极度爱好)。
乐手地位较低,只是供贵族娱乐的“伶人”。
唐朝时著名歌手李龟年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现在的人知道他也是因为他常出现在唐诗中,受人赞扬。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精通“琴棋书画”,所谓的“琴”就是流传至今的古琴。
不过古琴只限于士大夫独自欣赏,不能对公众演出。
古琴音量较小,也是唯一地位较高的乐器。
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
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
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
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朱载堉他的《乐律全书》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
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
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
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干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
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
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
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
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
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
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
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
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
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
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
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
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等广为流传。
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
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
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
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
中国音乐
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不同的民族音乐也是中国文化历史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多多了解,多多学习,将民族音乐这个瑰宝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