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泽东的“民族化”情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被一些出过洋的人嘲笑为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

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但只不过是搬用封建主义的《三国演义》或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格言而已。

这对毛泽东来说，是颇为憋气的事情。

他曾经感慨地说：照搬马列书本的教条主义害死人!
于是，到陕北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弄来大批的书来读。

(1936年底和1937年夏，他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

（他一心一意要告诉人们的要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毛泽东当时读的书也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有关马列主义的哲学书籍，一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读了，就要用，而且用之得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谈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时，毛泽东举《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的故事，说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又引《左传》中的“曹刿论战”一段原文，说明先让一步，敌疲再打，后发制人的道理。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分析了《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失败，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研究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祝家庄内部的孙立、孙新等伏兵，里应外合，终于打了胜仗。

讲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解决矛盾，要全面了解对象的情况，要有辩证法的全面的思想方法。

用这些素材来论述一些政治和哲学的话题，除了与教条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有着近乎天然的区别外，无疑与毛泽东的文化积累是分不开的。

像王明那样的年轻轻即到国外学马列，一回来就指手划脚，一跃而成为中共领导的人，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用《水浒传》、“曹刿论战”这样一些例子来论述同样的问题。

1937年11月底共产国际的核心人物的宠儿——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回来之初，毛泽东对他礼遇有加，王明经常表现得不可一世。

中央当时在武汉设立了王明负责的长江局，指导南方的工作。

王明进一步提出要把中央机关搬到武汉，中央上层表决时，竟只差一票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毛泽东说：“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建设“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王明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不过，告诫人们：“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

正是六届六中全会，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

而这时，他几乎是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唯一没有到过苏联的人。

但共产国际最终意识到，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自己解决。

而毛泽东似乎比任何人都知道，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人们接受和理解马列主义，不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和民俗语言来解释和发挥，是不可能的。

总结过去要这样，分析现实也要这样。

在延安，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他是怎么来阐述这三大作风的意思的呢?
——你们看，《西游记》里的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

孙悟空很灵活机智。

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还有那匹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延安，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他又是怎样向人们强调的呢?
——你们就要毕业上前线了。

你们就像《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一样，在我们这个叫作延安的昆仑山修行了几年，你们学到了道，是“马克思主义之道”。

如今要下山了。

姜子牙下山的时候，元始天尊赠给了他三样法宝——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

我也送给你们三样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3、抵制教条
1928年3月，井冈山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

他一上山，便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这样，毛泽东成了一位“党外人士”。

据周鲁说，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27年11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由瞿秋白主持。

会上，通过了罗米那兹（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那时，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多人，锐减到万余人。

但是，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并要求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

从此，“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一段时间内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

会上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分别给予了政治纪律处分。

这次会议前后，一些地区的党组织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举行武装暴动，使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

“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也波及到了井冈山。

已成“党外人士”的毛泽东，不得不率部下山。

不过，毛泽东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看到了周鲁所说的中共中央文件。

上面清
楚地写着：“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原来，周鲁错传了“圣旨”。

这样一来，毛泽东又恢复了党籍。

1928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错误。

中央随即发出通告，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

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930年3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开始在中央内部起着主要决策作用。

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便是“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李立三用发烫的头脑，写出发烫的文字：“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造成苏区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部队也遭受不小损失。

所幸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对中央“左”的指令进行了抵制，在不得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尽力采取补救措施，使红军减少了损失。

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相继回到上海，通过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李立三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召开。

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实际上操纵了中央的领导权。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

中央派遣了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对苏区和白区的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

派往中央根据地的是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结果，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同时，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名义，这样，实际上取消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不顾毛泽东的一再反对，决定攻打当时江西的第二大城市赣州。

然而，红军苦战月余，未能攻下赣州，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3月上旬的一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飞马赶到东华山，送来中央军委急电，请毛泽东赶赴前线共商对策。

毛泽东即刻下山返回瑞金，致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红五军团（1931年12月刚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而成），以解红三军团之围。

8月，毛泽东又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毛泽东身处逆境时，一方面服从组织的决定，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另一方面又勇于坚持真理，不断求索抗争，充分体现出了海阔天空般的胸怀和坚如磐石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