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读书报告
《乌合之众》无疑是一部成功的畅销书。
在一百年前写就的书在今天仍旧博得了众多眼球。
但是我并不赞同这本书的大部分观点。
以下是我的几点理由。
首先,勒庞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在当时具有颠覆性的观点是“当个体融入群体时,个体的行为特征将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构成该群体的新的行为特征。
群体具有感性,盲目,易变,低智商化,情绪化,极端化等特点,且无论构成该群体的个人是多么高尚聪明,一旦进入群体,个人的这些品质将不复存在。
而通过暗示,断言等手段,群体完全可以被操控。
”在这本书中,勒庞将他的理论当作是研究所有问题的基础,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现象出现的原因。
在我看来,“乌合之众现象”仅仅是一种表象,出现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
现代汉语中的社会是由日语翻译而来的,这个原生于英语的单词更直接的翻译就是“群”。
简单明了的释义,不用再做解释。
那么,无论是因为原始人类的弱小或者是生物的本能,群体性和社会性已经成为了人深入骨血的特性之一。
“乌合之众现象”本身并不该受到贬义的批评,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人为的消灭它。
如何正确掌握“乌合之众”的特性并加以利用,使其成为某一群体乃至国家发展的助力才是应该思索的问题。
在研究方向上,勒庞毫无以为走在了十九世纪末的潮头,而又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十九世纪末的特性。
如果说“乌合之众”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社会性。
那么它普遍存在的原因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
勒庞只看到了群体的感性、盲目、易变,而没有看到群体对个体的保护作用。
个体融入群体的过程类似“社会契约论”,个体让渡了一部分权利即所谓的“舍小家为大家”求得群体的保护,以降低在受到冲击时的受伤害程度。
最有代表性的“乌合之众”不是人类,而是蚂蚁和蜜蜂。
以蚂蚁为例,与其说一窝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群体,它更像是一个松散的生命体。
蚁后在其中充当的就是大脑和子宫,工蚁则是四肢。
工蚁的个体行为特征被淹没,也丧失了大部分思考的权利。
但是工蚁的生存成本是最小的,他们规避了最有风险的行为——生产。
放在人的身上也是如此,需要控制全身的大脑消耗的能量是最多的。
在群体中,如果人人都像哲学家一样思考,消耗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最后的结果和人人都像智障一样不思考是一样的。
“平庸之恶”的提出在我来看是很荒谬的,A群体指责B群体的一份子没有按照A群体的道德观念行事,并对其进行审判,无外乎是因为A群体获得了胜利。
如果A群体失败了,平庸之恶的人反而会成为凌驾于A群体之上的存在。
平庸之恶的提出是群体中的个体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确保群体有能力保护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从而增加自己被保护的概率)的一种理念。
这并不能说明“平庸之恶”之人就是“乌合之众”的一部分。
人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就注定只能在婴幼儿时期做原本的自己,随地大小便、不分场合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哭泣)等等,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人还不具有社会属性。
也就无所谓群体一说。
而群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由人自身为自身划定的,每个人都希望处于一个更强大的群体之中,以期待获得更有力的保护,何来公平之说?人在给别人划分群体的时候一定不会把自己划分到在自己的概念中相对较弱的一方(当然,现在有的人把自己划分到弱势的一方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时这个群体就变相的变成了强势的一方)。
勒庞提到的国家,民族,乃至阶级,职业,性格,到星座,手机品牌,喜欢的明星,都可以作为划分群体的标志,而同一个人可以属于多个群体。
这在当今的多元文化中是十分常见的。
勒庞在书中的另一个重点是作为一个领袖,如何操控群体。
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恰当的。
领袖或领袖们领导群体,并不代表他们就优于群体。
群体让渡了自己的权利,但是并不代表群体真的白痴、愚钝、没有理性。
为什么群体情绪和行为具有传染性?这难道不是群体用来控制领袖的一种手段?毕竟人类不是蚂蚁,不能只为了生存而生存。
群体的性格是在历史的
发展中从“群体的缺乏”中发展出来的。
如中华民族的勤劳,中庸都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关,因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导致的经验至上,求新立异和投机取巧往往会导致饿死。
而在群体中产生的代表,除了个人魅力之外,也一定是拥有突出的群体性格。
所谓的领袖天赋都要基于民众基础。
能让民众崇拜和服从并不是因为某人具有领袖能力,而是这个人首先是不异与整个群体的,并且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出有利于群体利益的选择。
即这个人能尽可能多的等于每一个人。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大选和英国公投。
这种制度是利还是弊暂且不说,至少英国公投以后不会有人再没完没了的因为应不应该脱不脱欧而搞事了。
群体操控领袖,领袖操控群体,实际上不就是群体操控群体吗?虽然听起来滑稽可笑,但是这仿佛就是历史的趋势。
当然,我这样说也只是自己的设想,在我设想的时候我就无形与一些和我有着同样观点的人形成了群体,按照勒庞的观点来说,把我们放在一起是要出大事的。
这样也足以推论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和工人成为了革命的主体——除了学校和工厂,还真难在一次性找到这么多人。
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国家为什么给你结社和游行的权利,而这个权利的行使必须经过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