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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民俗学

中国历史上的民俗学
中国历代学者积累了不少民俗资料,提出了某些见解。

大约成书于先秦至西汉的《山海经》,记载了丰富的神话、宗教、民族、民间医药等古民俗珍贵资料。

东汉时期产生了专门讨论风俗的著作,如应劭的《风俗通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专门记述地方风俗的著作,如晋代周处的《风土记》,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

隋唐以来,全部或部分记录风俗习惯及民间文艺的书籍更多。

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俗学著作,却产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

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首次揭示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

1928年初,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影响颇大。

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工作。

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著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黄现璠的《吸烟风俗传播考》、《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论文。

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北的民主政权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对它学习的重要,因而在西北并扩及到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新中国的民俗学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会”(1950),进行采集、研究和组织队伍等工作,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和许多歌谣集、故事集。

50年代后期,配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俗学活动得到了新的、比较全面的发展。

民间文艺的收集、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

中国民俗学会于1983年5月在北京成立,一些地方也相继建立起民俗学团体。

有些地区的博物馆建立了民俗学部或开办了民俗学资料展览会。

中国民俗学事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

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

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

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

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

”(《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

)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

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山大
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

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

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

”(《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

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

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

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

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

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

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轨,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

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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