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现状浅析及建议孟丽(衡水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鲜血液和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尽管如此,农民工的就业却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也给人带来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就业困境建议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或城市市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
从职业上看,他们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从身份上看,农民工拥有农村的土地和农业户口,仍然是农民。
因此,农民工是一个职业与身份不一致的群体。
正是因为农民工的这种边缘性质,使得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弱势群体。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上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据有关数据表明,现在农民工流动的规模已达到1.5亿人,农民工占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很多地方已经超过50%,他们已成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农民工已经成为了支撑城市就业的重要部分,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力量。
尽管如此,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压力日益增大,就业质量问题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受损范围扩大,劳动者地位下降。
农民工的就业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一、农民工就业现状(一)职业歧视农民工面临着职业歧视困境,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主要是一些边缘工作,即城市人不大乐意干的脏、累、险、差等工作。
如建筑工人、服务员、废品回收、环境保护、城市清洁、钟点工等这些城市人自动放弃的工作岗位。
从这一方面来看,农民工进城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但就业形势还是不容乐观,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对市场就业者的素质要求进一步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农村劳动力的向外流动。
(二)超半数农民工处在不良工作环境中农民工工作环境总体水平一般偏差,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工作环境都不容乐观。
其中尤其是建筑业和采掘业的工作环境最为恶劣,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好。
有调查显示,多数青年农民工认为劳动强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属“一般”(65.7%)。
认为劳动强度“大”或“很大”的有近三成(28.9%),认为劳动强度“小”或“很小”的仅有5.4%。
调查还发现,53.7%的被调查者处在不良工作环境中,他们的工作环境至少符合“有毒”、“粉尘”、“噪音”、“潮湿”和“高空”5个选项中的一项。
在受调查者当中,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大约占45.2%。
每周享有的休息日还不足1天的占36.5%。
(三)失业量大,失业率高。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企业开工不足或停产增加,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
保守估计,目前至少有2000万农民工难以重新实现就业,如果按照1.5亿农民工来测算,农民工的失业率超过13%,若再加上新进入劳动年龄准备到农业以外或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失业量更大,失业率更高。
在现有的失业农民工中,原本接受的文化教育年限比较短,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而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大多数接受的是简单培训,从事的是单调工作,一旦失业,更换其他工种难度比较大。
一是他们不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因为相当多的失业农民工是在农村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城市或非农产业工作,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技术,要回去从事农业生产难度比较大。
二是经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民工的素质显然难以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
失业量增大,失业率提高。
(四)平等就业难问题。
现行的一些地方政策和不成文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工在城市中公平择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工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
当前,全国统一就业市场发育程度还不高,在就业政策上偏重于城市劳动力。
面对不断加大的城镇就业压力,有些地方出台清退民工和限制民工就业领域的政策规定。
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体制性分割的现实,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置了诸多的制度障碍,阻碍了第二代农民工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有些地方政府对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居住、迁徙,实行宽松、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和产业发展也提供较好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但对一般性的移民和进城农民则要求较多,也很严格。
(五)就业形势严峻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在加深,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10%~20%的岗位流失,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受历史背景、社会政策、文化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较城市居民而言,原本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形式拥入城市的农民工,在知识、认知等方面的投入很少,能力相对较低。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数据显示,在青年农民工流动就业人群中,文盲占2%,小学文化程度占16%,初中文化程度占65%,高中文化程度占1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高达83%,青年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偏低。
从技能培训情况看,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8%,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仍占七成以上。
相当数量的农民工技能素质难以满足企业岗位要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突出矛盾与技能人才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并存。
(六)农民工人身权益难以保障。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公布的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建筑业农民工约有4000万全国农民工总数的30%以上,占建筑业一线人员的90%以上。
但由于文化素质低、缺少自我保护意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正面临合同签订率较低、按月足额领到工资难、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等六大困难。
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
另有五成左右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或者加班补贴,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
投保率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工的社会权益难以得到保证。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另外一大顾虑是子女入学问题,一些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把农民工子女入学当成负担,采取种种隐型的手段来阻碍农民工子女的顺利入学,不仅仅是短视,本质上是一种歧视。
地方政府简单拆并中小学校,逼得农村孩子要么长途跋涉去城里上学,要么寄住学校,享受所谓“优质教育”,加重农村孩子生活、学习负担,给留守儿童带来监管困难,影响教育质量。
城镇优质教育不一定能让农村孩子结出优质成果。
(七)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
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
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
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
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
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
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二、缓解农民工就业压力的几点建议(一)要加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技能的培训。
首先,相关部门要牵头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素质,建立长效机制农民工的培训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职业技术教育。
农民本身文化素质不高,从农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还需要继续社会化,需要融入城市的知识和技能,他们还需要就业指导。
农民的就业培训还应包括更多的法律知识、道德知识、城市生活知识与规范,这些知识的培养虽然跟工作岗位的具体操作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些知识是农民适应非农工作不可缺少的。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培养动脑的能力比动手的能力更重要,培养学习的能力比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
农民就业培训除了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外,特别还需要文化素质和纪律观念、时间观念的培训。
农民工的素质教育除了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教育外,还应该包括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家属教育等多个层次和“责任教育”和“感情教育”的新理念。
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农民工进行培训,既是为了使他们尽快在新的领域和环境中实现就业或创业,也是为了使他们迅速完成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公民的转变。
这意味着农民工培训不能只是简单地教给他们一些手艺或技术,而应该是一项完整的、科学的、有层次的教育工程。
国家应该通过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素养和技能,使更多的农民工享有技能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
同时农民工自身要“苦练内功”。
一是积极参加各种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与修养。
农民工只有积极地参加各种培训,练好内功,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就业困境,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只有拥有高素质和技能,才能不被淘汰。
二是要增强法制观念。
农民工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想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学会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农民进城务工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
尤其体现在城乡二元的就业体制上。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具备了一定的劳动技能,这时,如果仍用户籍制度将他们隔离在“城市门槛”之外,不能享受同城待遇和市民待遇,得不到应有的精神尊重和劳保待遇,户口二元制成为农民工发展的严重阻隔。
这不够公平,也不恰当。
随着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稳定性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已日趋城镇化,融入城镇的意愿强烈。
应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亿万农民工的意愿,实行主动接纳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方针和政策。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二是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
应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