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炎黄--呼伦贝尔人口民族民风民俗概况汉族是呼伦贝尔市人口最多的民族。

据2003年统计，全市共有汉族人口2219777人，占人口总数的82.31%。

历史上，汉族虽晚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迁入这个地区，但同样为开发和建设呼伦贝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长期与各兄弟民族在一起生产(工作)生活，建起了牢固的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并使自己在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取得了巨大进步。

历史沿革汉族较早出现在呼伦贝尔的是军队、官员、犯人和匠人。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使光禄徐志为出塞，汉军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复争匈奴，西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

唐朝征服室韦后，设室韦节度使，派汉族官兵镇守。

辽、金、元时代，这一地区已有汉族官兵驻防，还有因争战而来的俘虏或抢来的奴隶，以及从事耕种、烧砖制瓦、冶陶和铁、银、木匠等手工艺人，但人数都不是很多。

明朝从洪武五年(1372年)，争战北元开始驻军呼伦贝尔地区，到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北元灭亡，41年间明军数次开进和驻扎呼伦贝尔地区，直至在呼伦贝尔地区建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下属的哈拉该卫、哈剌哈千户所、海剌儿千户所、只儿蛮卫、坚河卫、古贲河千户所、古贲河卫、阿伦河卫、阮里河卫等3所6卫后，驻军才分驻或调撤。

上述汉族人口均属流动性质，且人数不多。

进入清朝以后，本地始有较稳定的汉族常住人口。

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派兵设卡伦于岭西地区。

当时募兵多来自山西、河北等地，同时随军来本盟的一些汉商，称“旅蒙商人”(简称“旅蒙商”)，专作军队及随军家属的买卖。

雍正十年(1732年)后，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及其部分家属驻屯呼伦贝尔岭西各地，清廷命京都汉商到此地经商，早期持“龙票”来岭西的有八家汉商，号称“八大家”，集居在今海拉尔。

从秦汉时起到元明清各朝代，法律都规定有“流刑”，即一方百姓犯罪不致处死，可执行“流刑”放流徙边，或流放漠北。

《清实录》对汉官犯法，“本该杀，但念功劳卓著”，故“配流布雨尔索伦、打虎儿为奴。

”“布雨尔”即呼伦贝尔。

清乾隆至嘉庆朝，呼伦贝尔地区建立了许多寺庙，建寺庙所用的砖瓦大都由汉族人烧制，寺庙也由汉族人施工建成。

1941年，日本经济调查会的市川正义在《南部呼伦贝尔调查报告书》中记载：新巴尔虎左翼旗王福，汉人，画匠，专门漆画佛象，家族4人，曾祖父从山西省迁至本地，全家除王福为汉名外，已经蒙化；刘俊升，祖籍直隶省人，现年54岁，商人，何年迁此不详，本人和妻子儿女均报称蒙古人；樊巨川，祖籍河南人，商人，50岁，妻为汉人，何年迁来不详，已蒙化，儿子是喇嘛；庞忠义，祖籍山西人，银匠，专制寺庙中的佛具，懂蒙语蒙文，由“外蒙古”迁来，契约为三年；张富贵，36岁，是从山西经海拉尔请来的裁缝，专门为喇嘛制作法衣。

鄂温克旗伊敏苏木一孙姓汉族人家，早在清同治朝代迁来，木匠出身，后代散居伊敏、巴彦托海、海拉尔、大雁等地，已融合于鄂温克、蒙古、达斡尔等族中。

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廷废除森林禁采和封禁垦荒、采矿的政策，从关内和东北三省流入呼伦贝尔地区的汉族人口大为增加。

先期流入岭东者，大部分从事采伐和经商、耕种，流入岭西者多从事采金、采煤、伐木和商业。

据有关资料统计，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受雇于俄人矿主从事采金业的山东、河北籍汉族劳工多达万余人。

1903年东清铁路通车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迁入并定居下来。

1932年以后，汉族人口亦是不断流入呼伦贝尔。

1937年，汉族人口已占呼伦贝尔地区人口的首位，即64%，共有143 502人。

这一时期，清廷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呼伦贝尔岭东岭西地区推行民治。

特别是岭西地区，一时两种“政权”并存，所设民治机构官员大都由汉族人担任。

由于改设民治过急，加之其他不适当的措施，遭致少数民族的不满，其民治机构终在民国元年废除。

此后，直至1920年，岭西地区重设民治机构，亦主要由汉族人担任官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全盟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从1950年到1956年，汉族人口年年都从全国各地流入呼伦贝尔。

据1956年底统计，全盟汉族人口增加到448 106人，占当年总人口的85%，几近1949年的一倍。

以后，随着兴办国营农牧场，开发大雁、伊敏、宝日希勒三个中型煤矿，铁路、公路建设不断扩大，形成汉族人口增加的高潮。

1960年，全盟汉族人口为108.8万人，是1949年的4倍。

特别是70年代，由于十年动乱与“左”的路线的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河北、山东等省区汉族农民携带家眷大批涌进呼盟的农区和林区，有的省甚至是整个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全建制人口迁到呼伦贝尔落户，从而使汉族人口大量增加。

据1979年的一次调查，呼伦贝尔的自流人口(当时称盲流)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个县。

其中阿荣旗最多，1972～1979年盲目流入108817人，平均每年流进13 602人，最高峰的是1974年，流进人口65 892人。

其次是牙克石市，1947年汉族为19851人，1953年增加到50 680人，1964年增加到223 590人，1982年为362 320人， 1990年为374603人。

呼伦贝尔的汉族大部分来自山西、山东、河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

岭东，在农村形成同籍贯聚居村落，如山东屯、庄河屯、直北村等，这些地方的生活习俗，诸如语言、餐饮、居住格局、人际往来、婚丧嫁娶、岁事活动等方面，基本保持着原籍的风俗习惯。

岭西则不同，地广人稀，气候严寒，与少数民族和俄侨接触密切，交往频繁，兄弟民族的习俗长处和优点，均被汉族人民一一吸取，故生活及风俗习惯变化很大。

一、衣食住行(一)饮食大部分人还保留着原籍的习惯，主食有粥、面条、馒头等。

但在岭西普遍喝奶茶、食牛羊肉，这些均与当地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同胞一样，所不同的是汉族人家都多吃一些蔬菜。

80年代以来，无论岭东岭西，稻米饭已成为主食。

(二)服饰1945年以前及50年代初期，汉族人的服装以棉布、棉花为主，颜色为黑、蓝、灰、白居多。

夏季单衣单裤，冬季棉衣棉裤、棉蒙古长袍，野外放牧或生产穿白茬羊皮袄、毡疙瘩。

之后，生活逐渐富裕，特别是1978年以后，穿着随气候变化而定，一般人都备有单、夹、薄、厚服装。

年轻女子，喜穿各色花衣，各样长短裙、连衣裙，头戴鲜艳纱巾，冬围各式新样毛织围巾；男女西装、长短皮衣、夹克、牛仔装、羽绒服等新款式服装屡见不鲜。

衣料已不以“棉”为主，而是以毛绒、呢子、裘皮、纤维、毛的、混纺等质地好的衣料制作。

男戴礼帽、前进帽、针织毛绒帽，女式新帽更多，近年来更讲究帽子的高档和式样。

妇女佩戴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手镯等首饰，男人戴金戒指的也不少见。

(三)住屋早年住窝棚、土坯房，或土木结构房屋。

1949年后，居住条件逐年改善，普遍为土木结构和砖瓦结构房屋。

80年代中期以后，土木结构房减少，大部分为砖瓦结构，有的住进楼房；郊区农民多住红砖瓦房(有的铺铁盖)。

岭西各乡、镇、苏木住户，均为定居，住板夹泥、苇板夹泥房，少数住砖瓦房。

房屋都是门朝北开，开门处接有20～30平方米的防风房，称“风楼”或“门斗”。

门斗冬季防风寒，又是夏季的厨房。

农区大多烧茅柴、秸杆、薪材，少部分烧煤；牧区燃料以牛羊粪为主，少量为煤。

一般用柳条编的篱笆障子或用桦木杆圈成院子，独门独院。

野外放牧或生产，住蒙古包或铁皮板房。

(四)交通1945年以前及50年代初期，汉族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行走以马匹和畜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

60～70年代，一般家庭都购置了自行车，远距离行走则靠火车或公共汽车。

1978年以后，许多家庭添置了摩托车、小型拖拉机和汽车，这些既是生产机械，又是交通工具，生产生活两用。

二、经济生活在岭东，早期“闯关东”和后来的自流者，基本都垦荒种地。

其生产方式直至70年代，均以繁重的手工操作为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由于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获得显著改善，开始大量购置小型(少量大中型)拖拉机和机引农机具，使部分农业生产项目实现了机械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林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采煤和社会各项服务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汉族都是主要从业者。

家庭副业生产，岭东岭西一样，耕种园田，种植瓜果蔬菜，饲养奶牛、猪、鸡、鹅、鸭等。

80年代以前主要为自用，80年代以后，已有相当一部分到城镇或集市上出售，以改善自家生活。

三、婚嫁与丧葬(一)婚嫁婚嫁习俗在1949年后有很大变化，主要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包办婚姻，改革为自由恋爱结婚和法制婚姻；过去穷人富人相差甚远的婚嫁礼仪，改为只有城乡差别的大同小异的礼俗。

一般都经过相识、恋爱、结婚三个阶段。

相识，因分在一起工作而产生感情，自然达到恋爱阶段和经第三者介绍而相识相恋两种。

恋爱阶段有长有短，认为情投意合时即可结婚。

农村普遍保留“订婚”形式，即宣布正式形成恋爱关系，其礼节主要为男女双方家长的互相宴请，有的单是男方宴请，并给女方和介绍人一定彩礼酬金。

男女双方到政府指定部门登记后即为合法婚姻。

结婚仍多沿袭女到男家的习惯，男到女家者称“招养老女婿”。

结婚日一般为男方操办，宴请宾客，接受贺礼，有一套繁缛的礼仪。

婚礼用车，过去多为畜力车辆，80年代起，城镇为轿车，农村为拖拉机，也有用汽车、摩托车者。

结婚三日为新娘“回门日”，由新郎陪新娘回家，女方家长要宴请新婿和宾客。

近年来，城镇婚礼中增添了一些西方习俗。

也有摒弃婚事奢办旧习的革新者，采取集体婚礼或旅行结婚的方式。

(二)丧葬人死亡，有当日出殡者，也有停放3～5日出殡者。

治丧期，亲友吊唁，接受祭礼祭品，如花圈、挽幛、现金等。

死者晚辈着丧服(现多为白布腰带或头巾)，烧冥纸。

汉族历来实行土葬，70年代后城镇陆续推行火葬。

城镇死者出殡，一般都举行亲友参加的向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介绍死者生平。

近年来，农村也在仿效城镇的出殡仪式。

土葬者，沿旧习，用木棺，有一套停尸、入殓、守灵、吊唁、祭奠仪式；埋葬场，过去为自选墓地，现为当地乡、镇、苏木政府指定地点。

四、节日、岁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法定的节假日如元旦、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外，汉族人民普遍过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其方式与东北和全国各地大同小异。

80年代以后，不管城镇，还是农村、牧区、林区，一年中普遍增加了3个岁事，而且影响之深，活动之广，自觉程度之高都是过去不能比的。

其一是“清明节”。

这天家家户户，甚至一户的全体成员到故人坟上“扫墓”，骨灰在火葬场的，家属子女亦去“扫墓”，整日大车小辆拥挤不堪，全天是不放假的休假日。

其二是阴历七月十五，俗称“鬼节”，各家各户也要到坟上、火葬场填坟扫墓，距河近的，晚上放河灯，在十字路口烧冥纸、冥钞，纪念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