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干预的可能性及其局限作者：刘波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08期人道主义干预是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西方大国对科索沃、达尔富尔等地区以及近期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北非国家的干预，人道主义干预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预》（以下简称《拯救陌生人》）是新生代英国学派学者尼古拉斯·惠勒教授的呕心沥血之作。

“惠勒的这本书是当代英国学派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标志性著作”。

（AndrewLinklaterandHidemiSuganami，犜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犃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犚犲犪狊狊犲狊犿犲狀狋，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70.）总体而言，作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者从国际正义的角度，强化了人道主义合法干预的可能性。

惠勒认为个人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在发生大规模系统性违犯人权行为时，国际共同体不能袖手旁观。

其次，就国际政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的强度、范围以及新特点，给出了清晰回答和界定。

惠勒认为，必须重新修订人道主义干预观，要对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强度和范围进行新的国际法修订，充分吸收当下国际干预的新特点，构建一套干预理论新体系。

再次，作者着力调和文化相对性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关系问题。

作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的前提是在尊重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基础上，既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制度对待人权问题的特殊方式，也要维护文明时代国家与社会相协调的一般要求。

最后，作者的学术良知和责任推动其对未来世界发展道路的思考，反映当下国际关系伦理回归的客观现实。

作者在分析案例过程中，将伦理价值原则内化于外交决策过程，为实现永久和平的终极企望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

当然，由于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是一种未来给定的规范，对于这种判断，只能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论自身面临着变革，因而惠勒对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研究、认识，不可避免有待进一步深入，干涉的框架和议程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

其一，作者的研究视域受西方价值观藩篱的束缚。

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其“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

（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78页。

）国际社会的成员到底由谁组成，国际社会的边界在哪里？英国学派成员潜在地区分了两种不平等的文明结构。

一种是西方的基督文明，另一种是西方文明之外的边缘文明，这些文明是落后的，需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

同样，惠勒对人道主义干预的研究也是从西方文化价值观出发。

作者把现代国际社会的价值规范完全视作西方文化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忽视了国际体系的多元特征。

“干涉主义反映了（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维护（西方）文明标准是比保持现有统治地位更好的干涉理由。

”（MartinWight，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犜犺犲犜犺狉犲犲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狊，eds. GabrileWight&BrianPorter，New York：Home&Meier，1992，pp.96—97，128.）英国学派文化和价值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就其实质是想使西方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吸纳其他文化的作用，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以西方价值为基础的规则制度。

（AdamWatson，犜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犃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London：Routledge，1992，p.318.）国际社会理论中，规则、规范和利益更多反映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且西方国家在国际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考察非西方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变革要求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和歧视。

惠勒价值观上的局限性，使得他很难建立一种文化相对性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制度安排。

这种局限性表现在实践层面上，使得人道主义干涉陷入一种逻辑上的困境：把基督文化为特质的西方价值观作为干涉坐标，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感和国际法适用于“文明”国家的意识下，人道主义干预成为西方国家的“专利”。

人道主义干涉是相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惠勒把欧美价值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而赋予普遍性的价值取向，存在争议。

其二，《拯救陌生人》一书主要基于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行为主义的数量分析难觅踪影。

具体而言，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在英国学派的著述中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

根据惠勒的创造性划分，国际体系对应的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国际社会对应的是解释学和阐述法，而世界社会对应则是批评理论（第402页）。

但是，既然国际体系可以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不可以用这种方法，以及国际社会为什么不可以用批评理论的研究方法，世界社会为什么不可以用解释学的方法去研究，对此惠勒并没有给出相应的回答。

同样，这三种体系结构中，人道主义干预所处的地位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其研究方法也应多元化，既采用历史哲学的演绎，也可采用数量模型的推论分析。

其实，人道主义干涉的历史案例分析恰恰需要数据分析来支撑。

比如，书中有关1994年卢旺达人道主义干涉事件的分析，如果用数据图表来阐释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力量对比、武器精良优劣，并对联合国成员态度、绿松石行动效果采用量化指标体系来评判秩序与正义的边界，会更有说服力（第358页）。

当然，这与英国学派这一学术群体从开始就反对人文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方法有关。

华尔兹就曾指出英国学派之所以不重要和遭受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做理论的方式不被科学哲学家的理论所承认”（TimDunne，“TheSocialConstruc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Vol.1，No.3，1995，p.16.）。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要重视历史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借鉴吸收实证的研究方法，真正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契合”，惠勒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研究方法应该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兼顾规范性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

其三，作者一些核心概念解释的模糊和非连贯性。

作为社会连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与多元主义者在人道主义干预合法性和规范方面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性，这些分歧导致对人道主义干预研究的模糊性和不连贯性。

比如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界定上，惠勒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翔实的界定。

同样，作者把“国际社会”界定为由规则支配的行为构成体，这种认识难免陷入一种误区，即把遵守规则视为有意识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或独立于人类机构实践之外存在的适合结构深层的结果。

其实，国际社会本质在于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然后产生对共同利益、价值和文化的认同群体。

而本书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合法性”，作者认为“国际合法性的程序性理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对合法性的检验是国际实践”。

（第6页）。

对人道主义干预合法性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国际法学界研究的热点。

冷战后，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复兴。

自由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在法律上有权利、在道德上有责任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这种认知大大推动了人道主义干预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合法化的研究。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实践也是纷繁复杂的，很难就合法性问题形成一致的国际共识，而作者关于“合法性”的国际实践认知，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痕迹。

“合法性”并非指“合法”的程度，而是对法律或者干预的主体权威性的来源的讨论，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的，能用来评估特定的人道主义干预事例的行为标准的硬性条件。

此外，惠勒对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划分，显得模糊。

国际社会是怎样从国际体系演变过来的，又是怎样从国际社会转移到世界社会的？特别是人道主义干涉在其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科学观来看，惠勒建构的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MarthaFinnemore，Exporting theEnglishSchool？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2001，pp.509—513.）而在一些核心概念的解释上显得晦涩且非连贯性。

比如有关联合国1991年4月5日安理会通过第688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对伊平民，特别是库尔德人的镇压，和后面的美国宣布建造难民营、建立“安全区”和“禁飞区”，两者在干涉及联合国宪章合法干涉的概念使用不一。

作者有关人道主义干涉分析的非连贯性主要是因为其形成和界定深深根植于欧洲经验之中。

“早期经典理论家们的西方文化背景和认知范式，决定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只能从欧洲经验之中抽象和概括出来，这也决定了其核心概念的封闭性和局限性”。

（见任东波：《欧洲经验与世界历史：英国学派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一文。

）其四，此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人道主义干预涉及的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协商，很明显，作者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经济因素分析缺失。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

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因素是权力结构的重要来源。

因此，对一项人道主义干预的分析，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

通过国际权力利益与国际经济的互动，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出在干预中道德的演进路径。

惠勒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考察，基本是围绕国际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来开展研究工作，然而对另一个重要的领域—经济，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英国学派国际经济研究方面的不足，可能会导致他们连同国际社会概念一起消失。

”（HidemiSuganami，Manningandthe 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Vol.27，No1，2001.p.100.）人道主义干涉同样需要考虑经济因素，一方面，干预国经济实力的雄厚为干预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经济的强大，也使得干预的手段变得更加多样化，从直接的武装干预到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目标。

先进、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可以把干预置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从19世纪开始到21世纪的今天，人道主义干预都是以雄厚的国力为基础。

所有的干预行为都是强国或强国联合去干预弱国，从未出现一个弱小国家去干预强国的事例。

这就充分说明，人道主义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反映；也是现实主义、强权政治思想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反映。

另一方面，人道主义干预的范围和强度受到干预成本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