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湖骨笛 1986、1987、2001年三次出土，分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9000多—8600年；中期距今8600—8200年；晚期距今8200—7800年。

骨笛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乐器。

曾侯乙编钟 1978年发掘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曾侯乙编钟代表了我国编钟音乐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我国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

整套编钟共64件（不包括一件镈钟），分三面和上、中、下三层排列。

整套钟上共刻有3755（其中钟体上有2828字）个字的错金铭文，这些铭文记载了当时的曾国和几个国家的乐律学名称对照情况，为研究当时的乐律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曾钟的总音域达5个八度，其中部音区十二律齐备，转调十分方便。

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十分完备的乐律学体系，驳斥了此前中国先秦时期没有乐律理论体系和中国的七声音阶外来说的谬论。

乐学理论西周以来，调性（调高、调式）观念已经形成。

当时已经有五声音阶和两种七声音阶即：1、宫、商、角、徵、羽 2、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 3、宫、商、角、和、徵、羽、变宫。

这时期在《礼记·礼运》中还记载有旋宫转调的理论：“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

”夏代乐器目前出土的夏代乐器实物不很多。

主要有陶埙、铃、石磬等。

1、陶埙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20余件陶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夏代遗物。

这些陶埙都是三音空，多为彩陶制品，时代距今约3500年左右。

2、陶铃和铜铃目前出土的陶铃和铜铃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为夏代遗物。

但学者一般都认为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所以可以把二里头出土的陶铃和铜铃看成夏代遗物。

但此时的铃是否是乐器目前也不能定论。

3、石磬目前出土的可能是夏代遗物的石磬有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石磬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石磬等。

商代乐器商代乐器的研究目前只能以甲骨文的记载和出土的乐器实物为主要依据。

后世的文献或传说只能作为参考。

当前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满足音乐学界对商代乐器研究的需要。

因此，现在介绍的商代乐器基本上是依据出土实物。

1、鼓目前出土的商代鼓主要是大鼓，如鼍鼓和铜鼓等。

2、铜铃虽然有很多学者不认为商铃属于乐器，但由于它和后来出现的铙等乐器联系紧密，我们在这里也简单作一介绍。

商代铜铃出土很多，仅殷墟就出土有二十多件，它们多为车马铃和狗铃等动物铃，但有学者认为后来的乐器铙就是在夏商铜铃的形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3、特磬和编磬商代的石磬比此前的磬在很多方面都有进步。

商代还出现了三个成编的编磬。

有很多种磬器工艺水平极高。

商代石磬为后世的石磬形制奠定了基础。

商代石磬有两个击点可以产生音高。

4、埙商代的陶埙出土数量较多，形制较为统一，多为平底卵形，五个音孔。

制作材料以陶制最多，也有骨制、石制埙。

其中，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出土的埙能吹出11个半音关系的音高。

5、铙商代出现的钟类乐器，合瓦体略扁，青铜制作。

铙的正鼓部和测鼓部能发出两个音高。

商铙有成编的编铙和单件的大铙两种类型，编铙多出于北方，大铙多出于南方。

6、其它乐器商代除有以上出土乐器外，应该还有其它乐器，但目前据甲骨文的记载进行研究的结果尚不够统一，只能等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考古新发现。

八音西周的时候，已经有70多种乐器。

周代按乐器的制作材料将乐器分成八类，分别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这种乐器分类方法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科学的乐器分类方法。

古琴古琴的形制在汉代基本趋于成熟。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汉初七弦琴的形制和唐琴大体一致，只是长和宽都稍小一些，琴面上还没有十三个徽位。

据南京西善桥古墓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像中，嵇康和荣启期所弹的琴有徽位可以推断：古琴发展至魏晋时期已经有了十三个徽位，其形制大体已经定型。

东汉蔡邕的《琴赋》和嵇康的《琴赋》都对当时的古琴演奏艺术有极为生动地描写而且提到了不少古琴作品。

西汉杨雄的《琴清英》和桓谭的《新论》都对琴学有许多论述。

相传为蔡邕所撰的《琴操》也记录了许多汉代的古琴作品。

此时期的古琴作品中，有很多都是值得重视的，比如：《广陵散》、《碣石调·幽兰》、《梅花三弄》、《酒狂》等。

雅乐是我国古代在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等典礼中所用的音乐，它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

周代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雅乐体系。

周代雅乐主要包括“六代乐舞“等。

六代乐舞：简称六舞，是周代以前和周代著名的六部代表性乐舞。

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大咸》、舜时的《大韶》、夏代的《大夏》、商代的《大濩》、及周初的《大武》。

六代乐舞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各个时期统治者的文德武功。

雅乐的特点：关于雅乐的特点，以往学者认为是“严肃、冗长、呆板”。

刘再生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雅乐的主要特点总结为四点：1、它是一种有队形变化的群舞形式，表演者多为男性；2、音乐演奏有一定的程式和规范；3、有特定的内容和历史内涵；4、具有修身养性、和睦家庭、安定社会的教育意义和作用。

郑卫之音狭义的讲，郑卫之音是指先秦时期郑国和卫国的地方音乐。

广义的郑卫之音即民间音乐。

历史上儒家曾把郑卫之音贬为“靡靡之音”、“淫声”、“亡国之音”等，原因主要是郑国和卫国在周代是商代后裔的聚居地，郑卫之音是“商之遗音”。

郑卫之音的音乐特点音乐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大大增强，教育功能很弱。

为后世的歌舞伎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分损益法这是我国最早的生律方法，即确定乐音的绝对准确高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

它记录在距今2600年前左右的《管子·地员篇》中，是一种在弦上按振动体长度来进行计算的生律方法。

《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只生出宫、徵、商、羽、角五个音。

后来在《吕氏春秋·音律篇》中，又记载了在“三分损益法”生五律的基础上继续往下推算求出十二律及其顺序的方法。

由三分损益法生出的十二律，是一种不平均律。

它所形成的古代大全音（204音分）比平均律的全音（200音分）大；古代小半音（90音分）比平均律的半音（100音分）小。

所以，三分损益法相生到第十二律时就出现了“仲吕极不生”，即“黄钟不能还原”的现象。

这是中国律学史上的千古难题。

十二律的出现我国最早记载十二律律名的文献是《国语·周语下》的“周景王问律于伶州鸠”篇。

公元前522年，伶州鸠列出了十二律的全部律名，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十二律分阳律和阴律，奇数六律为阳律叫“六律”，偶数六律为阴律叫“六吕”。

合称律吕。

京房六十律京房是我国第一个从理论上发现“仲吕不能还生黄钟”的律学家。

他发现三分损益十二律中的仲吕所生的律与黄钟律之间相差24音分，我们称之为“古代最大音差”。

京房发明的六十律就是用“三分损益法”从第十三律继续往下推算，直到第六十律，就产生五组不同律高的“十二律”。

其中第五十四律和第一律之间只相差三点六音分，即“京房音差”。

这就已经十分接近平均律了。

六十律一是为了解决旋宫音律均等问题，一是用来算卦占卜。

相和歌汉代汉族民间歌曲的总称。

他经历了由最早民间没有伴奏的“徒歌”形式发展到“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形式，最后发展到“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

相和歌的主要伴奏乐器有节、笙、笛、瑟、琴、琵琶（阮）等。

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是后来魏晋时期的清商乐的前身。

相和歌使用的宫调叫相和三调，即清调、平调和瑟调。

相和大曲是相和歌的最高发展形式，是含有多段体的大型歌舞作品形式。

其结构包括“艳”、“曲”、“解”、“趋”、“乱”等。

其中，除“解”基本上每曲必用外，“艳”和“趋”、“曲”可能属于引子或尾声性质，“乱”在大曲中很少见使用。

完备的大曲结构一般可分成三个部分，具有三段体的结构特征。

文献参见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

百戏是在周代散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种民间艺术的总称。

它包括角觝、杂技、魔术、歌舞等。

汉代百戏发展程度很高，有“东海黄公”（歌舞）、“鱼龙曼延”等剧目。

很多百戏剧目中都有音乐伴奏或表演。

百戏的表演中也具备了以后戏曲的化妆等因素。

图片见四川天回山东汉墓出土的说唱俑。

歌舞戏歌舞戏是指南北朝末年兴起的一种由故事情节、有角色化妆表演、载歌载舞、或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戏曲雏形。

其渊源可追溯到汉代百戏中的情节性歌舞和角觝．重要节目有《大面》、《钵头》、《踏谣娘》等。

清商乐是魏晋时期我国北方和南方汉族民间音乐的总称。

是在相和歌的基础上，吸收当时南方吴歌、西曲等地方民间音乐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音乐形式。

学堂乐歌：1.概念：狭义的学堂乐歌是指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开设的“乐歌”课，及其所教唱的歌曲。

广义的指清末民初时期具有时代性的歌唱形式。

2.代表人物：1.沈心工，一生编创了大量的乐歌作品，代表作品有《体操-兵操》、《革命军》、《黄河》、《竹马》等；出版的歌集有《学校唱歌集》3集、《重编学校唱歌集》6集、《民国唱歌集》4集和《心工唱歌集》。

2.李叔同，其作品主要可以分成三类题材：一是反映爱国思想理念的作品，如《祖国歌》、《大中华》等；二是借景抒情、陶冶情操的作品，如《春游》、《忆儿时》、《送别》等；三十出家后的出世之音，即《清凉歌集》中的五首歌曲。

3.曾志忞。

3.反映的主要内容：以抵御外侮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思想和要求。

4.曲调来源：1）选用日本或欧美学校歌曲、流行歌调或军歌旋律填词；2）用中国传统乐曲填词；3）自创曲调。

5.历史意义：1）由于学堂乐歌的影响，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音乐教育家，为后来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师资基础，也为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奠定了基础；2）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重视，也为后来在各时期发挥很大社会作用的各种题材的歌曲形式的发展做了准备；3）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开端，从学堂乐歌以后，西方音乐全面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的发展就出现了中西音乐并存发展的情况。

萧友梅（1884-1940）1.简介：萧是我国近代著名音乐教育家。

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

他不但是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还是我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开拓者。

（他在1916年以《中国古代乐器考》一文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与杨仲子一起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1922年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1925年兼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1927年11月1日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同年12月任该院代理院长，1929年“国立音乐院”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任校长，直至1940年底去世。

）2.主要作品：其代表作品有钢琴独奏曲《哀悼引》、钢琴与大提琴《秋思》、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声乐曲《问》、《南飞之雁语》、《“五四”纪念爱国歌》等。

另外，他还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等论著和《和声学》、《普通乐学》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