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国内外现状分析：国内路遥研究围绕着路遥代表作中篇小说《人生》的发表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形成两个研究高潮以及路遥去世至今形成的收获期。
路遥研究始于其在1980年《当代》杂志第3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后其资深评论家秦兆阳先生对其的评论“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他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秦兆阳：《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198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
秦老充分肯定使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注意。
1982年路遥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标志其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中篇小说《人生》，很快这部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高加林的爱情故事题材的小说，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作品主人公在面对现代性焦虑的过程中青年人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可争议的论题而很快风弥大街小巷，一时间好评如潮，但同时评论界也围绕着高加林典型性格论、作品的审美特征以及“城乡交叉地带”等问题而热烈的争论。
评论界在争论基础上最后较为一致认为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
当时，评论界把问题主要集中于高加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即：一是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
梁永安认为高加林是“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也谈高加林》，1980年10月7日《文汇报》）；雷达认为高加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但总体看来，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 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二是高加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曹锦清认为高加林是“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曹锦清：《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
）而蔡翔认为“高加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面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
同时他认为社会应该对高加林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担当一定的责任。
对于高加林复杂的人物形象，许多评论家也经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激烈争论之后虽有分歧，但大家公认高加林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画廊塑造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就其美学特征而言，评论界认为该作品具有“深沉”与“宏大”的审美特征。
白烨认为路遥作品的结构“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结，而且注意到铺设涟漪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的揭示出促进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指出路遥的作品有着“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白烨：《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1983年5月10日）。
李星指出“深沉、宏大正是路遥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也是他在全部创作过程中所苦心孤诣追求的艺术目标”（李星：《深沉而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评论家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解读路遥作品的金钥匙，并对其进行了阐发。
对于该问题有评论家王愚的论文《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
李勇认为“‘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和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是路遥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李勇：《路遥论》，《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
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把握，为准确解读路遥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综上，从一九八零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诸问题所引起的高度关注的这一阶段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该阶段内确认了高加林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画廊中的典型性、确证了作者作品“深沉”与“宏大”的美学特征，明确了路遥善于在“城乡交叉地带”构建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
但该时期由于路遥研究大多停留在以人物形象为主的文本解构和阐释阶段，而并未能够深入到路遥研究的创作心理，更没有在文化及站在时代背景上给与合理化解读，所以，该时期的路遥研究仅仅是情感的外化阶段而对其的认识也并未上升到更高一级的理性层次之。
一九八六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六期发表后，单行本相继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八八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三次播出了《平凡的世界》，直接听众超过三亿。
一九九一年三卷本《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从一九八六年到路遥逝世，围绕着《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以及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新开拓和贡献、作品所具有的“史诗化”的美学特征和对于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的研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高潮。
无论从作品的受众还是研究的深入程度来讲，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
首先这种研究是伴随着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和深入展开的，在当时《平凡的世界》广播剧播出之际，围绕这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及作品主人公孙氏兄弟的人物命运和作品主人公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贵品格在大街小巷形成了广泛的争议，一时之间，孙少平成为三亿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基于文本的主人公研究虽伴随着肤浅与谬误，但这种群众性的次研究应该是值得重视的。
对《平凡的世界》的深入研究的仍然是资深性的专业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
早在一九八七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后，《小说评论》与《花城》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国内著名评论家参加的座谈会，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于作品展示的大量的生活细节、农村生活图画都相当逼真，而且在于作者精细刻画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里、性格，写出了中国人民个体和群体的命运。
”（《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花城》1987年第3期。
）曾镇南认为“《平凡的世界》采用的创作方法，是严谨的现实主义。
……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既师承了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杰出的前辈柳青写作《创业史》的那种特有的严谨、深刻、精于典型人物的创造和典型环境的烘托，又有自己的发展。
”他还对《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种异常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采取，决定于两个原因：第一，决定于作家对他所面对的时代和生活过来的世界的独特认识。
第二，路遥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彻底的朴素性，还决定于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来面目的典型理解”，最后得出了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新创获” 的结论。
（曾镇南：《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
）曾的评论鞭辟入里，逻辑严密，令人信服。
李星一九九一年在《文学评论》第四期上针对三卷本《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后发表了《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一文。
并认为路遥“坚持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小说的现实魅力就在于服务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
白烨一九九一年发表于《文艺争鸣》第四期上的论文《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认为该小说“读后使人萦绕于怀的，无疑是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程中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由此隐含的对于民族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平凡的世界》超越路遥以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基于作品文本的阐释，评论界认为小说主人公孙氏兄弟是对高加林形象的突破，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的座谈会上，有评论家指出“孙少安、孙少平是《人生》中高加林形象的延续和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加林个性和灵魂的自生矛盾进行了调整和融合后而产生的新形象，孙少安更多的保留了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观念，孙少平则更多的接受了世界现代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
（《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花城》1987年第3期。
）对于孙氏兄弟的性格和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评论界主要立足于其兄弟二人基于所受教育的不同而带来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式、传统与现代意识的结合与决裂、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的焦虑和反思等方面对其不同的人生价值经行的阐发。
其次是对于路遥作品的审美品格给予“史诗性品格”的新定位。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就认为这部小说具有“构思博大、气势恢宏的特点。
不能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追求赋予了这部作品以史诗性的品格……作家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的指向，虽不能说已经写出了一部史诗，但却具有史诗的品格的”。
（王愚：《直接经历着历史的人民》，198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这是评论界首次把路遥的作品从对《人生》以“深沉”和“宏大”的美学特征提升到“史诗性品格”的美学特征上来。
李星在一九八七年《花城》第三期上发表《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文指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诗与史的有机结合，又是诗的内容压倒诗的内容的不均衡体”。
雷达的论文《史与诗的恢弘画卷》（《求是》1991年第17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品的内在特征后认为“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的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
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
总的说来，《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
”同时，该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研究特点，那就是把一直以来只关注于对作品文本的结构开始有所转向与对作家自生创作心里机制的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一九八七年就路遥的创作心理，李星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是作家依据自己的个性、气质、心理，面对前人无比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积极选择过程……正是作家无法回避的选择结果。
这种选择既是作家主体性的主动，有具有某种无法回避的被动”。
（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花城》1987年第3期。
）李继凯一九九二年发表在《文艺争鸣》第三期上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一文认为“地域或陕北文化、中国或民族文化、世界或人类文化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构成，先后顺序层递地对他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内化为他的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从而由内而外的制约了他生活与文学理解与选择，写出了一系列属于路遥的作品。
”肖云儒一九九三年发表于《延安大学学报》第三期上的《路遥的意识世界》一文，是目前路遥意识研究最为系统的专论。
该文通过路遥的“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哲学意识”、“悲剧意识”等多种意识的缜密分析，准确的把握了路遥的意识世界和心灵世界并同时提出“路遥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集中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两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灵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