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后传统时间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议事日程，在当今社会中也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时代。

首先，目前不仅是一个世纪的终结而且是一个千禧年的终结;它只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然而它却具有强大的物化力量，使我们处于其控制之中。

人们广泛地把世纪末与迷惑和不安的感觉等同起来，其影响之广以至于人们怀疑，诸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各种终结的谈论是否就是世纪末情绪的反应。

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显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这里的“我们”不但指西方而且指整个世界。

在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也是一种终结，这种终结表现在后传统社会的出现。

乍看起来这种分析也许显得奇怪。

现代性总是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这似乎已经成为其定义。

难道现代社会不早就是“后传统”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它至少不是我所要说的“后传统社会”。

在现代社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建传统。

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得以把自己强加于相对顺从的“国民”之上。

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核心方面——特别是家庭和性别身份——滞留在传统之中，这些方面几乎未受“激进化启蒙”的影响。

(注：U?贝克、E?贝克—格恩舍姆：《爱的常态混沌》，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5年。

)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现代”只意味着“西方”，那么，传统在现代性中的持续的影响力仍然未被了解。

一百多年前，尼采就已经“使现代性苏醒”了，他指出启蒙运动本身便是神话，对知识和权力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质疑。

然而，尼采的话只不过是离经叛道者的孤独的声音。

现今，现代性被迫“苏醒”过来，然而这并非是其内部持异议者努力的结果，而是现代性本身在世界上泛化的结果。

人们不再关注西方世界对其它文化的霸权那未经考察的根据，以及现代性的规律和社会形态。

遥远的事件或机构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地方性的活动，世界上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人对此事毫不知晓。

然而，二战后，特别是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扩张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它不但变得更加分散而且变得更加广泛。

总的运动趋势是走向更紧密的相互依赖。

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却不那么明确。

如今，个人的日常活动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例如，我个人购买某件衣服或某种食品的决定可能具有多种全球性含义。

它不仅可能影响到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某个人的生计，还可能会加剧生态恶化的过程，而生态恶化则对全人类具有潜在的影响。

日常决策与全球性后果之间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相互关联仍在不断得到增强，其反面便是全球性秩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二者共同组成了新议程中的关键主题。

二者之间的联系往往十分紧密。

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各样中间性的集合体和团体虽不会因此而消失，但它们确实有被重新组织和改造的趋势。

对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及其许多传人来说，人们拥有关于社会和自然界的信息越多便愈能控制它们。

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控制是人类幸福的关键;人类越是能够积极地创造历史便越能把历史朝着我们理想的方向上引导。

即使比较悲观的观察家也把知识和控制权联系了起来。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生活在“铁笼”中，这种铁笼是技术知识的囚室;如果把这个比喻稍加改变，那么我们都是庞大的技术和官僚机器中的小齿轮。

然而这两种意象都未能抓住盛现代性(high modernity)的特点，盛现代性比这两种意象所暗示的更加开放、更具有偶然性——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我们积累了关于我们自身和物质环境的知识，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世界里，机遇与危险持平。

启蒙运动对实在的把握起源于激进的怀疑，这个自相矛盾的事实现在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我们越是想拓殖未来，未来便越可能给我们带来意外。

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性努力的核心的风险概念要经过两个阶段。

(注：A?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0年。

)首先，它似乎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微分和积分运算的一部分;当未来被不断侵占时，它是封锁疆界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就像是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的统计数据部分;这种风险计算的精密度似乎表明可以成功地控制未来。

在具有这种风险的世界里，很多东西仍然是“特定的”，包括外部的自然和由传统协调的各种社会生活方式。

当人类的社会化入侵了自然，或者甚至终结了自然时，传统消解了，新型的不可计算性出现了。

以全球变暖为例：许多专家都认为地球正在变暖，而且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

然而，也有人对这种假设提出反驳;有人甚至提出，如果全球的气候变化真有什么大趋势的话，那么这个趋势是全球变冷。

其实，我们无法肯定地球没有变暖，这也许是最有把握的说法。

然而，如此结论导出的并不是精确的风险计算，而是一连串的设想情形——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全球变暖这个前提并采取相应行动，将与其它因素一起影响其可能性。

在制度的自否性(注：U?贝克：《风险社会》，伦敦：赛格出版社，1992年。

)(institutional reflexity )业已成为其核心成分的社会中，这些“设想情形”的复杂性更加明显。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已带有实验性质。

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进了一场宏大的实验;这场实验由我们来进行，同时又在极大程度上超越我们控制之外。

这不是那种实验室中的实验，因为我们不能把实验结果固定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它更像是一次冒险，我们无论是否乐意都得参加。

P76(60)现代性的全球性实验与现代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

与不确定的时空扩展交织在一起的不仅有地方社区(localcommunity)而且有私人生活中的细节和自我。

(注：“自否性”原文为reflexive或flexivity，也有人译为“反思性”。

自否性属于事物内部的本质特性，而反思性则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的表现。

贝克把reflexivity界定为“自我消解”。

在本文中，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源于社会制度的自否性对传统的破坏和重构。

——译注)我们都困在各种日常实验之中;笼统地说，这些实验的结果与影响人类整体的因素一样不确定。

日常实验反映了传统的角色变化，且应该在考虑到抽象系统干扰的情况下从专门知识的移换和重新配置的语境中看;这一点对全球而言也是正确的。

在此，以物质技术和社会专门知识形态而存在的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发挥着带头作用。

日常实验涉及到与自我和身份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但也牵涉到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调整。

传统在此似乎并不起任何作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毁灭传统，然而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阶段中，相对于外部影响的风险是可以计算的。

随着盛现代性或贝克(Beck)所说的自否性现代化的出现，这一阶段结束了。

从此，传统的性质改变了。

即使最先进的前现代文明依然是绝对传统的。

在讨论“现代性中的传统”这个话题前，有必要对这种文明的性质加以简单论述。

在前现代文明社会中，政治中心的活动从未完全渗透到地方社区的日常生活中。

(注：A?吉登斯：《私密的转变》，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2年。

)传统的文明是分裂的、二元性的。

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地方的、农耕性的社区中。

传统参与并表达了这种二元性。

“伟大的传统”首先与宗教的合理化相关联;宗教的合理化是建立在书面文本基础上的一个过程。

合理化不妨碍传统;相反，尽管没有现成的证据，我们可以猜想到，它使具体的传统形式得以长期存在下去，这在纯粹的口头文化中是没有的。

前现代文明的结构特征决定着伟大传统不可能完完本本地传送到地方社区中，传统对地方社区的控制也是不可靠的。

无论怎么说，地方社区仍然属于口头传统的社会。

它们繁衍出形形色色的传统，这些传统与过滤下来的合理化体系不是相去甚远便是直接冲突;所以，韦伯在其题为《世界宗教》的研究中表明，“书面传统”的合理化在社区中又被加以重新改造;魔术、巫术和当地的其它习惯打破了集中的象征性秩序的统一影响。

因此，传统内容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在地方社区中。

这类“小传统”往往受合理化宗教的守护者(如牧师和官员)的影响，但也对地方上各种情况作出反应。

地方社区与中央精英之间往往存在语言方面的差别及其它文化分歧。

因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现代社会有别于前现代文明的所有形态。

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企业都是权力容器，从中发展出来的监控机制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横跨时空的社会整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注：A?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85年。

)在早期的现代国家中，监控过程仍然利用传统的合法资源，如神授的君权以及君主及其家族的统治权。

早期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仍然假定地方社区是分裂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对我的分析而言尤为如此。

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民主的普及，地方社区开始解体。

在此之前，监控机制主要是“自上而下”，是对松散“国民”进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手段。

因此，民族—国家的加速发展时期也便是普通大众被纳入跨社区的整合系统时期。

制度的自否性成为传统的大敌;行动的地方性情境的撤离与时空抽离(disembeding )结伴而来。

然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早期的现代体制不仅依靠已经存在的传统而且还创造新传统。

早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可简要地作如下概述：首先，老传统和新传统在现代性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仍占有中心地位，这就再次表明了现代社会的“约束模式”的局限，一般说来，监控机制的有效性并不依靠情感控制或良心的内化。

新兴的情感轴心(emotional axis)往往与强制和羞耻焦虑相关。

其次，人们一般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理解科学。

而科学的合法角色使与程式真理紧密相联的真理概念得以永存。

“科学与宗教”的斗争掩盖了科学的公认权威性的矛盾性质，所以许多专家实际上是守护者并取得了适当形式的尊重。

第三，现代性的强迫性本质并不是彻底隐蔽的，也并非未受抵制。

正如克里斯蒂?戴维斯(Christie Davies)所指出的那样，普通的幽默和笑话是理解这一点的途径之一。

卡尔文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精粹”，而卡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常常是某些笑话的笑柄。

第四，现代性的强迫性从一开始便有性别的分界。

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记述的强迫性属于男性公共领域。

在那些制度的情境中，资本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妇女实际上被迫承担由“强烈的工具主义”所带来的情感负担。

妇女开始进行各种模式的情感试验，日后产生了极大影响。

(注：A?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85年。

)与此同时，较新传统的发展却积极强化了性别差异模式和性别支配;这些较新传统包括女性“温顺”风潮。

第五，传统用于个人和集体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

现代制度的成熟使认同的维系成为根本问题，但这个问题通过求助于传统的权威得到了解决——解决过程充满了紧张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