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明清时期"尚丑"的表现主义书艺思潮研究现状作辨正的基础上，阐释傅山对书－道关系的理解，并以此对他提出的"丑"的审美理念以及对碑学的倡导进行了贯通和剖析，从而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整体地动态地把握傅山的书法审美理念。
关键词：傅山，书法，书－道关系，原儒精神，狂狷精神，骨气，丑，碑学一、对"尚丑"的表现主义书艺思潮研究现状的辨正傅山"宁丑毋媚"的书法理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观点，但是内中许多原委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理清，大多只停留在一个孤立的艺术个性表现的解释基础上，不能从儒家精神传统、士人传统以及审美理念变迁史的角度宏观地把握，因此不能充分地理清他书法理论的内在动因和生机所在，本文将试着作一整体的动态的把握。
首先对明清时期"尚丑"的表现主义书艺思潮研究现状作一辨正。
姜澄清先生在《中国书法思想史》中以干禄气息来概括明代书法堕入俗障的颓势以及清康乾时期馆阁体对书艺的窒息，并以此为批判的对象梳理出与之对抗的明清"尚丑"表现主义书艺思潮：中晚明时徐渭的书法"在破规矩中去确立‘丑'的美感"，"可视为清代‘奇丑'书法的先驱，从明清之交的傅山到清代中晚期的刘熙载，在理论上肯定了‘丑'的美学原则，而金农、郑燮的‘怪'，在艺术上是与徐渭一脉相承的。
"○1而清代碑学的勃兴正与此尚丑精神密切相关。
他认为宋以来，抒情写意，表现个性的艺术追求日渐强烈，但宋代"主要体现为一般士大夫的闲情逸志"，到明代徐渭那里则是"侧重表现内心的郁积、痛苦，是社会苦闷、人生不幸的宣泄"，是"以‘丑'去与儒家所主张的‘中和穆穆'的‘雅'相抗衡。
"○2这一结论显然有涉武断，是无法从前面针对的批判对象推出的。
"丑"其实对抗的是庸俗，是乡愿，是缺乏真性情的人格和艺格的萎靡，而不是雅。
徐渭是深受明代心学影响的士人，他狂放不羁的丑书，突显的是狂狷的反叛精神，志在睥睨流俗，在出离视觉常规中破开人们心灵的麻木，唤醒被沉埋的生命痛感，从而抵达生命的真趣和高贵。
"丑"其实追求的是一种真朴傲岸的大雅境界，其内在的精神动力和气质与原儒精神中推崇的狂狷以及对"道"的独立坚守精神有着深刻的血脉关系。
作者此文并未提到继徐渭之后，以晚明四子为代表的官僚书派在明代书坛的别异追求和对帖学的拓展，而沈语冰在《历代名帖风格赏评》中则对他们的形式创新和风格异变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最后他也下了相似的结论："自此以往，中国古典书法不再以尽善尽美的儒学道统为念，也不再以温柔敦厚的儒家中和美学为尚，书法艺术的道－艺模式一旦打破，铺张扬厉、抒情写意的艺术才得到了用武之地。
"○3这样类似的结论也可以在流行的很多书法史中读到，似乎书法界已经对此达成了不争的共识。
然而稍微考察一下晚明四子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无一不是经过儒家思想深刻熏染的儒士――像黄道周还是晚明的大儒和节义英烈，他们的书法创造动力以及对雄肆等审美风格的倾向显然与原儒精神有着深刻的联系。
而金石学的发达，溯其源则与明末清初大规模的儒家内部思想反省运动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痛彻的反省决定了当时士人普遍的重气势尚高古求朴拙的审美价值取向。
所以，将儒家思想一再置于与书艺发展对峙的地位，责备它压抑个性、束缚情感和创造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今人对古人不够体贴深入的重大误读。
面对悠久的书法史，我们始终应追问：古人的情意追求和对经典的选择和确定到底来源于怎样的价值依托？显然，这托底的价值来源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思想精蕴，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教化的先觉者对人的内在自由和生命境界的关注和解答，特别是原儒精神以其理性自律的精神和对深沉博大而崇高的人格理想的追求，感染、引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为之不懈地奋斗，在自觉地传承中展现出丰富的多层次的精神气质，并通过生命体验、思维方式和人格美赏鉴的方式向艺术领域渗透，衍生出相应的审美理念，像高古、雄浑、雄强、雄逸、峻烈、悲怆、沉郁、顿挫、凝重、敦厚等等这些美感境界，都是围绕这种生命境界展开的多层次表述，它们在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中都被推崇为核心的审美价值取向，不管是秦汉的古文、唐宋的诗词、宋元的山水画还是明代的狂草，抑或清代的碑派书法，它们都在固着地表现这些核心审美价值中创造了可能的辉煌。
书法的创造从来就不曾离开对"道"的无限追求，在宋代以前它就在传统思想资源的孕育下创造了持续的辉煌，积累了自身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智慧，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生长力的审美理念，宋代以后的艺术创新始终与此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并且宋元明清多次的书法革新运动都是不断通过对古代书法资源的复苏和开掘促成自身的创新的。
在西方文化资源尚未影响到中国的晚清以前，孕育这些经典成果、审美理念以及这种持续的入古出新运动的精神资源并非西方的启蒙思想和个性解放思潮，而是原生的本土思想资源，是传统文化自身持久内劲的批判能力和更生能力作用的结果。
二、傅山对书－道关系的理解傅山（1606/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别署公之它、啬庐、青羊庵主、朱衣道人等，阳曲人（今属山西太原）。
早以文章气节自励，明亡后，隐居著述、行医。
与反清复明志士顾炎武等多有交往。
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词，次年被强征入京，讬老病坚辞不试。
他学问渊深淹洽，在清代学术史上，有"度越于人人而自为宗派"的评赞（丁宝铨《霜红龛集序》）。
开启了清代以金石遗文证释经史和子书研究的风气，在反省宋明理学方面又是颜元学派的先导，颇受尊崇。
他多才多艺，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医道。
著有《霜红龛集》等。
明清易代，出现了非常突出的遗民现象，如果说心学后学及其流弊应该承担放纵无为清谈误国的责任，那么心学本身所树立起的道德理想和人格风范却塑造了中晚明以来儒士的精神脊梁，并且构成了极为深刻的内在凝聚力，深固了士人自身独立的传统，特别是依托民间书院制度和绅士阶层，儒学有了相对独立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形成民间私学与官学相抗衡的局面。
傅山在入清后绝科举仕途，隐居民间，与北方和江南的一批遗民身份的儒士相呼应，形成了一个民间的隐在的文化抗衡力量。
方闻先生在《心印》中写道："隐逸者及其道德理想在中国诗歌和绘画发展史上，实际上充当着一个特殊的角色。
......中国官修的史书和地方志中，往往都有标明"隐逸"的专门篇章，此外还辟有"独行"的人物。
后者是指具有非凡性格与力量的人物，往往也包括隐士，其避离尘俗，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与献身道德的原则。
中国历史上，隐逸行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专制社会里的反抗精神相联系的。
......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中，隐逸代表着道德上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动：当整个世界似乎都脱越常规了，惟"独行"者有勇气和力量离尘绝俗，单枪匹马地代表着正义之道。
所以，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灭亡之后，郑思肖这位有名的宋代忠臣，这样说古代的隐士：‘仰怀许由、伯夷、叔齐、屈原、子陵辈，其意远矣......大丈夫焉能尾尾于人之后乎，微斯人出，后世皆走于威福之下，足以杀其心而役之......'郑思肖认为隐士是热诚而甘于寂寞的人，他"以柔克刚"取得英雄般的地位，致使最强大的统治者与征服者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
"○4隐逸行为是儒家悠久的狂狷传统，是儒家天然具有的批判性和独立精神，士人依靠自由之内心对道的独立体悟和追求而拥有坚挺而巨大的支撑力量。
据"道"而与"势"相抗始终是儒家最鲜明的精神特质。
而到了明代，狂狷人格通过心学的发扬，更是在儒士精英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傅山非常敬佩祢衡、刘桢等名士狂放孤傲、蔑视权贵的志行，赞颂祢衡在曹操面前表现出的"贱士难前"的傲然不驯的精神，他与当时一批知名学者断然拒绝与入侵的统治者合作，沉潜民间，以道自任，忧国忧民，深刻反思明亡的原因，对士人自身的学统更是作沉痛的反省，他们在经世致用的总体思想倾向下掀起了一场重回原儒精神的思想运动，希望借此重振儒士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中，傅山对于文艺有着鲜明的时代要求，他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样，迫切要求士人增强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放弃个人的意气之争，从门户宗派家法的计较中解脱出来，注目乱世，多多关心河岳之气，写出艰危时代的波涛之文。
他在《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补岩》之二写道："风有方圆否？水因抟击高。
偏才遇乱世，喷口成波涛。
按著盛唐觅，突洒奴目逃。
不论河岳气，私各光焰豪。
文人不相下，直不真文曹。
"这种容涵人寰、忧国忧民、胸怀博大的创作使命感显示出一代士人力图建功立业的宏大开阔气象。
他认为："著述须一副坚贞雄迈心力，始克纵横。
"（《训子侄》）而"若论文事，则尽许发扬蹈厉"（《家训》），在《序西北之文》中，他欣赏西北之文"沉郁"、"佶倔"的特点。
在国变之际提倡豪劲悲壮之作，而鄙夷柔弱的文风。
他主张学习《左传》、《史记》、《汉书》，激赏"轩昂懿濞之高才"笔下"狮筋霹雳，象弦皆断"的秦汉古文，但他又反对模仿，在主张"倜傥豪雄"的风格的同时，又主张济以"风流骀僾"、"意之缥缈"的阴柔细腻，这一散文风格理想与后来姚鼐的风格论相接应，对整个清代尚沉实骨力的文风有深刻久远的影响。
诗歌方面，他推崇古直悲壮豪迈的风格，不喜柔媚的"女郎"语。
他说："插花竞云鬓，美艳终女郎。
曹家无靡语，何尝少辉光"（《读虚舟先生诗》）"六朝人物景宗豪，竞病诗惊瘦沈腰。
口角若无曹植气，笔端怎似吕虔刀。
"（《口号十一首》之九）他非常欣赏杜甫诗歌"风云雷电，林薄晦冥，惊骇腷臆"的浑壮气象。
（《杜遇余论》）在清初和几位大儒共同引领了推崇杜诗的诗潮。
他的审美追求反应到书法艺术领域，也贯穿了以"骨气胜"的精神。
他说："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
太原习此伎者，独吾家代代不绝。
"（《霜红龛集》卷40《杂记》五）重骨气是他鉴赏和创作书法的核心审美标准，他在《作字示儿孙》诗中写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