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05-10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42卷 第4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 V o.l 42 N o .4J OU RNAL OF Z HENG Z HOU UN IVERS I TYJu.l 2009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式军队控制为视点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摘 要:清末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逸轨是一个常态,但袁世凯掌控的北洋新军却属例外。
袁世凯的军控手法有三:一是强化军事学堂的控制,重用武备派而非有异化倾向的留学生;二是借助勇营制度,强化对军队自身的控制;三是培植派系统属,愚化下层士兵。
清朝中央政府之所以对北洋新军失去控制,勇营制度的实行是一重要原因。
袁世凯得以控制北洋新军,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制度层面的运作,其个人作为只能视为对制度作用的效验及推进。
关键词:清末;新军失控现象;袁世凯中图分类号:K 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4-0013-04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其中新军的失控乃重中之重,如武昌起义就是湖北新军失控后的杰作。
然而,清末新军亦有例外者,如四川新军,其中尽管有不少同盟会员任军事领导,竟然对保路同志军采取敌对态度,不仅不能与湖北革命化的新军相提并论,而且连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期望的中立立场也未完全做到[1]。
比之四川新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洋新军,尽管 同志在其间者亦不少,却并未能成为武昌起义军的并行者,反而兵锋相向,为清廷所倚重。
如果说四川新军没有异化是受四川籍与外省籍矛盾制约的话,北洋新军则与袁世凯的控驭之术有相当的关系。
目前学界对清末新军的研究多取自下而上视角,自上而下探究新军失控的原因者乏见,且一概归咎于积重难返、不可救药[3]。
这样的研究既显单一、片面,又似不负责任,缺乏价值、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清末北洋新军为考察中心,以袁世凯式的军队控制为视点,针对清末中央政府军队控制失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研究走向深入。
一、强化对学堂及留学生的控制,重用武备派,排斥士官生对于学堂特别是军事学堂的控制,清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
清末新政确定的教育宗旨即 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着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
军校的课程设置也注意强调∀四书#、∀五经#等封建旧学, 以固中学之根柢,端学生之趋向。
一些学校还明文规定,逢皇太后、皇帝及孔子生日,全校师生须集合礼堂行三跪九叩礼,烟台海军学堂以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命名该校的八个班级[6]。
对于出洋学生,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颁发的上谕要求 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强求。
清政府还颁布∀训练制略#,强调 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
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精其技艺,增其材力。
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并由各将弁各据所见,随时诲勉,务令人人通晓大义,立志报国。
就效果而论,上述举措并未能完全贯彻落实,而袁世凯统领的北洋新军则是一个例外。
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他开始主要提拔和倚赖的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6年在该部任职的39名主要军官中,有29名是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者,占74%[9](卷130,兵志一∃序)。
天津武备学堂是清末第一所新式陆军学校,为清廷所严密控制,教学上虽采用西法,学习外国军事操典,但严禁民主进步思想,极力宣传忠君尊孔,学生大多抵制革命,北洋骨干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吴佩孚等均出于该校。
这样,北洋军中就形成了以学缘为纽带,相互依存、提携,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和排他性的武备派,其他势力难以介入其间。
正如有材料所道: 北方军队的武备派成了一种势力,(士官生)不能插进。
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袁世凯先后创办了几所陆军学堂,如行营将弁学堂、武备师范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北洋讲武堂、保定军官学堂等。
袁世凯创办一系列军事学堂后,明文规定各学堂的课程设置要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
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11](P107-111)。
此前的1895年5月,袁世凯在写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信中说: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于此可知,袁世凯不仅要办学校,还力主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袁世凯对出洋学生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起初,他对清廷的号召持积极的态度。
1904年,清廷正式颁布∀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
章程规定:凡人民志愿游学武备的学生都可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甄试后即可膺选。
执掌练兵处大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进行甄试!的机会,除了北洋系选拔派出的留学生以外,要出国留学的他省学生也必得拜于袁的门下方可出得国门,例如蒋介石赴日留学,也是走的袁家之门。
随着留学生的日趋异化,袁世凯对于归国士官生采取排斥的态度。
除了由其挑选派出者得以回到北洋任职外,其余各省回国的士官生,在北洋很难有立足之地。
如士官一期生毕业回国者39人,除几个留京任用外,余皆分在各省带兵!,二、三期也皆在江浙、两湖、闽粤各地任职。
尤有甚者,即使是北洋士官生在北洋派内部亦受到排斥,如北洋大将段祺瑞就颇信任陆军速成(及早期)军官学生,不重用国外陆军留学生。
北洋士官生华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16] (P11),但回国后均不受重用,仅能充任教官各职!,杜幼泉甚至因郁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杀[17]。
值得注意的是,在袁世凯与清中央政府就北洋新军控制权问题进行激烈拼争的折冲中,留学生也涉足其间。
当时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陆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自非旧派所能甘服。
同时清廷中的亲贵又利用湖北派陆军留学生,如卢静远、哈汉章等,以挟制北洋派势力。
那时北京中央军事机关如军咨府、陆军部、练兵处等重要人员是留日士官生回来的居其多数。
其中,军咨府各厅处长悉为留学日本的士官毕业生%%对于用人,行政握有相当的实权。
良弼曾宣称: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
![18] (P547)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10] (P41)。
陆军部成立以后,铁良将在练兵处招致士官生,纷纷带到陆军部。
在今天看来,北洋新军之所以为袁世凯所控制,与其强化军事学堂的控制、重用武备派而非异化程度较为突出的留学生有相当的关系。
二、强化勇营制度,加强对军队自身的控制袁世凯对北洋新军的控制,学界多有关注,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袁世凯用官禄拉拢收买军官,培植私党,形成浓厚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士兵进行愚化、奴化教育,泡制偶象崇拜[20]。
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事实也是如此,只是其不足之处在于人们把结果归结到了袁世凯本人而非制度层面,可谓是看准了结果而找错了原因。
自曾国藩创建湘军始,晚清军队实行招募制度,西方式的征兵制并未能落实。
这种勇营制度推行的结果是兵为将有!,军队内部形成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一人的封建家长式管理体系,别人根本无从插足军队内部,如湘军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性质的军队%%是20世纪中国军阀手中的私人军队的先驱![21] (P17)。
袁世凯继续推行勇营制度,只是做了局部改进。
他在小站练兵时改变了过去由统兵将弁自主招募的办法,结合西式的兵役制度和我国古代募兵制度的特点,实行规范有序的募兵制度,结果使北洋新军日趋私家化,并为袁世凯所控制。
因此,军队私家化是招募制度的产物,袁世凯只是推波助澜而已。
长期以来,有许多记载批评袁世凯促成了北洋军的私家化。
如张国淦就说:这些军队,心目中并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他的&袁宫保∋。
吴虬也指出: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感情,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
!北洋军人的行为准则,足以说明它是私的结合![23] (P223)。
受此影响,目前学界也多是否定之声。
有论者说:袁世凯在军中各营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向士兵灌输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培养对他个人的信仰与忠诚,以致士兵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24]。
还有论者称,袁世凯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大树特树个人权威,所有军官的选拔任用都由他一人决定,即官禄的予夺也由袁的喜怒而定。
这样,就会使将弁对朝廷的忠心自然地转移到袁世凯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20]。
这种被私属化非正式群体关系所掏空的国军!与朝廷的离异不过是迟早的问题[25]。
其实,袁世凯尽管在北洋军中倡导亲上、死长!以强化自己的控制力,可忠国忠君等传统教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袁世凯编练新军时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他坚持对将士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灌输忠君!、取义!等封建伦理观念,要求官兵报效皇恩!、忠于长官,把忠义!之道视为新军行动的最高准则和精神支柱[26]。
1899年11月,袁世凯组织编写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其中∀训将要言#指出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训弁哨要言#指明盖兵为国家之兵,尔不得玩视以溺职!;∀训兵要言#则说: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之赐,尔不为兵尚应图报,今日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27]在∀练兵要则#中袁世凯还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在亲上、死长!之上的是忠国、爱民。
至于学界对袁世凯用官禄收买方式控制军队的批评,则是忽略了清末新军的厚饷制特征。
袁世凯与张之洞等编练清末新军,无一例外地实行优厚的薪饷制度以增强吸引力,新军各级军官的收入均高于同级地方官,士兵也有余钱养家糊口。
北洋军士兵正目月饷4两5钱,每月扣饷1.5两,副目及正副兵扣1两,扣足6个月后,统一寄送兵丁家属;而士兵每月仍有余银将近1两,退伍之时,类多购买布匹日用等物,携带还乡![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