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时效起算制度探析摘要：从立法上正确界定和合理规定追诉时效的起算，不仅是立法科学的表现，而且是对犯罪人权益的尊重和对求刑权人权益的保护。

我国《刑法》第89条第1款的规定容易使人发生理解上的分歧，有必要在今后刑法修订时加以完善。

关键词：追诉时效；犯罪成立之日；连续情形；起算一、我国追诉时效起算制度评析我国《刑法》第89条第1款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这是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起算制度的规定。

这一规定虽然简洁但却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一)“犯罪之日”确定问题分析何谓“犯罪之日”?目前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在学界和实务界，对“犯罪之日”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认为“犯罪之日”就是犯罪行为实施之日；第二，将“犯罪之日”解释为犯罪行为发生之日；第三，认为“犯罪之日”是指犯罪成立之日；第四，将“犯罪之日”释为犯罪行为完成之日；第五，将“犯罪之日”界定为犯罪行为停止之日。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实施”是指“用实际行动去落实施行”；“发生”谓为“原来没有的事出现了；产生。

”；“成立”意指“成就；建立、创办。

”；“完成”可释为“成就；事情按照预定目标做成。

”；“停止”可解释为“不再进行；不再实行；停下来。

”。

结合对“犯罪之日”的解释，我们可以把“犯罪行为实施之日”与“犯罪行为发生之日”归为一类，即“犯罪之日”是指犯罪行为开始之日；可把“犯罪行为完成之日”和“犯罪行为停止之日”归为一类，即“犯罪之日”就是犯罪行为实行完毕、终了之日或犯罪行为停下来、不再进行之日；而“犯罪成立之日”可作为单独的一类，即“犯罪之日”意指犯罪构成诸要件的具备，而不仅仅指犯罪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终了。

第1、2种观点的缺陷是明显的，犯罪行为开始之日并不表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终了，如果对行为犯(需要一个过程才构成既遂的行为犯)、结果犯等的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开始之日起算，实际上对该罪的认定是未遂而非既遂。

而且，“从犯罪行为发生”到犯罪行为完成或者停止，其间可能经过相当时日，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追诉权的有效行使期限的长短。

一“这样过早地开始追诉时效期限的起算，容易轻纵犯罪人。

第4、5种观点的不足是：犯罪行为实行完毕、终了或犯罪行为停下来，不再进行，并不意味实害结果已经出现，更不表示一定已经构成犯罪，如果对隔时犯(隔时犯是指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发生于不同时间的犯罪。

隔时犯既可以存在于故意犯罪中，也可以存在于过失犯罪中。

)的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实行完毕、终了之日或犯罪行为停下来、不再进行之日起算，实际上是对故意的隔时犯提早认定追诉日或对过失的隔时犯的追诉日前溯到不构成犯罪的行为阶段，从而导致对犯罪之实际考验期限缩短。

并且，对过失的隔时犯的追诉日前溯到不构成犯罪的行为阶段，对其加以刑事追诉于法无据。

这是因为过失犯罪以结果论，在结果尚未发生之前，任何过失行为都仅是一个对社会有潜在危险的行为，但并不是犯罪行为，而刑事立法赋予求刑权人对某一犯罪行使求刑权的根据，在于犯罪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具有了可罚性。

同样，第1、2种观点也具有上述缺陷。

第3种观点虽然合理，但这只是一种学理上的解释，并非法条的明确规定。

(二)犯罪行为连续与继续状态问题的评析1、连续状态“犯罪行为有连续和继续状态的”，是指刑法理论上所称的连续犯和继续犯，其追诉期限应当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通说的这种将“连续”二字直接对等于“连续犯”的观点，无疑是没有考虑到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同时也忽略了连续犯与接续犯、集合犯的区别和联系。

所谓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而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

而以多次举动接续进行，实现一个犯罪构成的犯罪是接续犯。

连续犯与接续犯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行为可独立成罪，而后者每一次的行为并不独立成罪。

集合犯是指以一定的意思倾向，反复实施同种犯罪行为，依法律特别规定，成立一罪的犯罪。

集合犯在学理上包括常业犯、惯犯、职业犯、营业犯等。

连续犯与集合犯相比，共同之处都是多次实施同一罪名的犯罪。

它们的区别在于：连续犯是由法律规定或由法理解释，对分别成立的罪名，只论以一罪；后者是因连续实施或具有一贯习性的特点，由法律明文将数行为集合规定为一罪，而不须再有连续犯的适用。

前者为裁判上的一罪，一般从重处罚；后者是犯罪的特殊形态，依照加重法定刑处罚。

因此，无论是接续犯还是集合犯，其行为的连续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仅把连续“二字直接对等于“连续犯”，缩小了追诉时效期限起算的适用范围，对接续犯与集合犯的追诉时效起算就只能另觅它途了。

2、继续状态对于“犯罪行为有继续状态的”的理解，我们可以把“犯罪行为有继续状态的”理解为刑法理论上的继续犯，即继续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一个犯罪行为从着手实行到行为终了，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

在学理上对继续犯的追诉时效的起算从不法状态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并无太多的争议，但在司法实践的具体掌握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识上的问题，即有时把状态犯与继续犯混为一谈。

例如：李某系某国有会计师事务所主任，2000年5月8日利用职务之便将该会计师事务所的公款5万元汇出，作为自己个人入股某私有公司的股本金，至2001年7月3日退股，5万元全部返还事务所。

李某因涉嫌挪用公款于2005年6月10日被立案审查。

在本案中，对李某的追诉时效应当如何确定，即李某的行为是否已过追诉时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李某挪用公款属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根据刑法第384条之规定，其法定最高刑为5年，根据刑法第87条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其追诉期为5年。

检察院认为在公款归还以前，挪用公款的犯罪处于继续状态，其行为终了是在归还公款之后，故应以归还日确定追诉时效，遂对李某以挪用公款罪提起公诉。

检察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把状态犯混同于继续犯了。

所谓状态犯，是指犯罪行为终了，仅有不法状态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形态，即在犯罪完成后的一种不法状态。

继续犯与状态犯，都有不法状态继续，即在时间上表现为继续的特点，但两者的意义不同。

继续犯的不法状态，是与其行为同时处于继续之中；而状态犯只有不法状态的继续而无行为的继续。

继续犯的不法状态，是一种可罚性的不法状态；而状态犯其不法状态，无论继续多久，都是不可罚的。

所以，状态犯的追诉时效起算只能是从行为终了之日开始，而不是从不法状态结束之日开始计算。

二、追诉时效起算制度立法之应有立场前述关于“犯罪之日”的理解分歧最大的症结在于对隔时犯(特别是过失的隔时犯)追诉时效期限起算的确立。

司法实务中，往往出现先有过失行为，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应该以行为发生时还是以结果发生时为犯罪之日?刑法理论学界就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行为发生之日为犯罪开始之日，并开始计算追诉时间。

理由是：既然该过失行为必然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和结果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那么该行为对社会就具有危害性。

同时在故意犯罪中也会出现行为和结果相继发生的情形，但在计算追诉时效时只能从行为发生之日起算，既如此，对于社会危害相对较轻的过失犯罪来说，如果其追诉时效不是从行为发生之日，而从结果出现时起计算，就显得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追诉时效，因为过失犯罪以结果论，在结果尚未发生之前，任何过失行为都仅是一个对社会有潜在危险的行为，但并不是犯罪行为，对其加以刑事追诉于法无据。

至于故意犯罪中也会发生行为与结果相继出现的问题，由于故意行为一旦实施即构成犯罪，自然应当予以追诉，与过失犯罪相比较，二者都是从犯罪发生时起开始追诉，适用同样的追诉前提条件，故并无不当。

笔者认为，“犯罪之日”应当理解为犯罪成立之日。

因为追诉时效的起算是以特定刑罚权(指针对特定行为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只能在犯罪诸要件具备之后。

即从成立犯罪之日起算，才能使刑罚权的实际产生和存在与求刑权的行使或者潜在行使并列，否则不仅可能导致刑罚权尚未存在而代表其行使可能性的追诉时效先行存在的逻辑上的矛盾，而且可能将追诉时效倒推到非犯罪之日。

也就是说，对于故意犯罪，其行为的发生即是犯罪的发生，无论最终是否出现实际的危害结果，也应对该犯罪行为加以追诉，但在计算追诉时效时，则应考虑从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这样便不至发生对过失犯罪计算追诉时效反而严于故意犯罪的不合理现象。

至于接续犯还是集合犯，其行为的连续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故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第89条中“连续”二字在学理上宜作扩大解释：即不仅包括连续犯，而且要包括接续犯、集合犯等情形。

基于此，笔者拙见，现行刑法第89条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在文字表述上以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为宜，因而有待于在下一次刑法修订时加以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之下，1950年7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31条的规定反而比较严密：“其犯罪行为有连续情形或犯罪结果在继续状态者”，“连续情形”四个字完全可以涵盖笔者的主张。

三、我国追诉时效起算制度完善探讨犯罪的本质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核心在于行为。

行为是主观的外在，因而是我们考察主观心理态度的基础。

而“时效制度的本质，是对国家向犯罪人行使刑罚请求权和刑罚执行权的限制。

其出发点在于为刑事法律所力不能及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的一种补救措施，以此实现国家利益与犯罪的合法权益较好的契合。

”追诉时效的起算，是以特定刑法权的存在为前提。

只有行为人的行为依法构成犯罪时，国家对其本人的刑罚权才会实际产生。

对此，学界已经达成共识。

因此，只有成立犯罪，才真正意味着罪之刑法权的产生，也才有对犯罪人基于求刑权而适用追诉时效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我国追诉时效起算制度可以作如下设计：“追诉期限从犯罪成立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未同时发生的，从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犯罪行为有连续情形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