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理性自由法思想周贵卯Ξ(湖北警官学院　思想品德教研室,湖北　武汉　430034)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孟德斯鸠的理性自由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历史影响。

文章认为:孟德斯鸠主张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理想的政治制度。

这一具有原创性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哲学理论,对西方近现代宪政体制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也是今天中国在强化国民的民主法律意识、防止和减少腐败过程中可以借鉴和利用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孟德斯鸠;理性;自由;法律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

这部煌煌巨著以独特的方式研究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基本法律问题,但其最精彩的同时也是全书灵魂的内容是其理性自由法思想———主张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理想的政治制度。

这部著作也因此被伏尔泰称之为“理性自由法典”[1](P140)。

一、“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什么是法?孟德斯鸠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

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

……由此可见,是有一个根本理性存在着的。

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2](P1)这里所谓的“法”大体上相当于“规律”,或者说是广义的“法”,他对这种“法”的界定和阐释充满了理性精神:强调一切事物都有法,上帝有上帝的法律,人有人的法律,一切都要用法来衡量。

这种理性论在当时神学统制一切的时代,是一枚烈性炸弹,它摇憾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堡垒———教会的统治。

在这方面笛卡儿是先驱,他把理性当作一切知识的最后标准,把神学驱逐出科学的领域。

孟德斯鸠进了一步,他不但把科学和神学分开,而且把上帝和人分开,主张用法的绝对权威取代神的绝对权威,这样,在他的国家法或者说人定法理论领域里,是完全没有上帝和神学的地位的。

所以他又讲:“一般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的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

”[2](P6)“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这一耀古烁今的真理性命题,赋予了法律以合乎自然和人性理性精神,是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的经典表述。

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是围绕法的精神而展开的。

对于什么是法的精神,今天的人们都会说,法的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效率等等,孟德斯鸠思想中的法的精神当然包含了这些内容,但他并没有直接这样讲,而是说,法的精神是指下列几种关系:法律与政体的关系;法律与国家自然环境的关系;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法律与立法者的目的的关系;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等等,以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2](P7)。

《论法的精神》的主体内容就是论述这些关系。

孟德斯鸠对法的精神的论述,不仅视角独特,而且观点也别开生面。

比方说,在法律与政体的关系方面,他认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实322002年第5期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 of Shayang T eachers C ollege N o.52002Ξ收稿日期:2002-08-27为君主立宪政体)、专制政体这些不同的政体都应该有不同的法律。

民主政体的基本法律是“建立投票权利的法律”[2](P8)和“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的法律[2](P12);君主立宪政体之下有一个法律的保障机构,保障君主依法治国;专制政体之下“君主就是一切,别人什么也不是”,因此没有任何(民主的)法律,也没有法律的保障机构。

孟德斯鸠在历史上首次系统地研究了自然地理环境对法律的影响,他说:“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

”[2](P227)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大多懒惰、怯懦、心神不定而不能维持自己的自由,这种气候适合实行暴君制;而寒冷的气候则使人意志坚强、刚毅、勇敢、自信、豪放,人们善于捍卫自己的自由,这种气候条件适合建立民主共和制。

这时“快乐的气候产生了坦率的风俗,带来了柔和的法律。

”[2](P241)此外,人们的谋生方式对法律也有重要影响。

一般说来,从事商业和航海业的民族比从事种植业的民族更多地需要法律,也更容易实行民主、共和、法治;而从事农业的民族比从事畜牧业的民族更需要法律;从事畜牧业的民族比从事狩猎的民族更需要法律。

不耕种土地的民族由于因为狩猎、捕鱼等发生争执乃至战争,从而更需要国际法;而耕种土地的民族由于对如何分配土地更关心,所以更加需要民法。

上述关于法的精神的理论当然不完全是真理,但它们表明,孟德斯鸠开始把法律和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性联系起来,法的内容和作用取决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法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制定出适合需要的法律。

这些把人类对法律本质的探索推进了一步,为近代理性自然法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保障对法律与自由的关系经典性论述,以及从中推演出的分权理论,是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理性自由法思想的第二部分。

孟德斯鸠说:“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含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不同印象了。

”[2](P153)按照他的看法,自由有两种: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的自由。

所谓“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如果应从所有的体系来说的话)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

政治的自由是要有安全,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

”[2](P188)政治上的自由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同政制相关联的自由,一类是同公民相关联的自由,应该将“同政制相关联的政治自由和同公民相关联的政治自由区别开来”[2](P153)。

孟德斯鸠重点探讨了政治上两类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首先是法律与公民自由的关系。

“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

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

”[2](P153-156)他这里所说的“安全”除人身安全之外,主要是指“政治安全”,也就是“人民仿佛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说:“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仿佛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真的;然而,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2](P154)这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公民的自由以法律为限。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2](P154)第二,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他们不应该被任何人或势力“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2](P156)。

其次是法律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人民“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2](P156)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谓的“政治自由”。

如何实现政治自由?孟德斯鸠认为,由于“权力”具有“被滥用”的天性,所以应该从国家政治制度角度通过法律对其加以限制。

他说:“政治自由只在……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

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

”[2](P154)只有从政制上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才能使政治自由在法律上不至于落空。

如何限制权力?在孟德斯鸠看来,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实行国家立法权、42周贵卯 孟德斯鸠的理性自由法思想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

为此,他汲取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分权思想,特别是洛克提出的立法、行政和对外三权划分的学说,创立了完整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理论。

三权分立是完全必要的,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者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2](P156)三权分立的内容是权力的合理分配,灵魂是各部分权力的相互制衡。

具体地说,立法权即制定法律的权力,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由人民自己选出的议会来行使;行政权主要是决定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以及其他法律的执行权,行政只能按照法律办事;司法权是依照法律惩罚犯罪和裁判私人争讼的权力,应该由法院和陪审官独立行使。

上述三权必须由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彼此独立,互相制约。

如:行政要服从法律,但行政首脑可以行使对立法的否决权;立法不能直接干涉行政,但可以审查、监督行政是否违法,议会享有弹劾权;司法必须以立法为依据,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对立法的审查权。

这样,整个国家权力的配置就处在独立、制约、平衡的基础上,从而防止权力专断,保障自由。

三、孟德斯鸠理性自由法思想对历史的深远影响“孟德斯鸠的学说广泛地牵涉到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

他的学说有破的一面,有立的一面。

破的是教会、封建、暴政;立的是资本主义。

从他的时代来说,他的这些主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了进步的道路。

”[3]对孟德斯鸠思想的这一概括和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孟德斯鸠理性自由法思想,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哲学理论,不仅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对西方近现代宪政体制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对资产阶级法律学说的成熟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的虽不是孟德斯鸠所指引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孟的影响是显著的,如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布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

[4](P103)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产儿,其领袖们无不熟读《论法的精神》,并把它的分权理论直接写入宪法。

可以说,孟德斯鸠是“欧美各国特别美国政治体制的奠基者”[1](P140),“美国宪政体制是孟德斯鸠理论的翻版”[1](P156)。

其后在19世纪爆发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可以看到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三权分立与制衡成为整个资产阶级宪政思想与体制的核心与灵魂。

孟德斯鸠的理性自由法思想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