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文选》第8部分原文：'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Intellectuals and Power)译者：吕文江校者：应星、张广生字数：8723说明：本文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最初于1972年3月发表于L'Arc, no.49,后又于同年5月发表于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本收入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一书中。

中文翻译主要依据英译本，并参考了法文本。

知识分子与权力——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福柯：有位毛主义者曾对我说：“我很容易理解萨特站在我们一边的意图。

他之所以卷入政治，他的目的何在，这都不难理解。

我也能部分地理解您的立场，因为您一直关注的是禁闭（confinement）问题。

但德勒兹却是一个谜。

”这番评论使我颇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您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相当明晰的。

德勒兹：我们今天或许正在目睹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

实践有时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后果；有时则具有相反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激发理论，是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所不可或缺的。

但不管怎样，人们都是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过程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

但我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局部与零碎得多。

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local），它与某个有限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也可以被应用在其它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与它或多或少有着距离。

理论的应用绝非照猫画虎的（resemblance）关系。

不仅如此，从理论进入它适用的领域那一刻起，它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屏障和堵塞，这一切都要求理论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话语所替换，（正是经由这种替换后的话语，理论才最终进入了不同的领域）。

实践就是一个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驿站”（relay）系统，而理论则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一个“驿站”。

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碰不到屏障，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而要穿透这一屏障，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

譬如，您的研究始于对监禁的社会背景的理论分析，其中着重关注的是某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病院。

在那里，您开始意识到那些被监禁的个体为自己讲话，创建一个“驿站”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正相反，您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已经起到了“驿站”的作用）。

你在监狱中发现了这种群体——那些在监狱里被囚禁起来的个体。

为此，您组织了监狱调查小组(G.I.P.: group of informatam on prisons)，1旨在创造让犯人自己能讲话的条件。

如果象上面那位毛主义者所暗示的，您通过投身于实践而践行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说法。

这并非是对理论的应用，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倡导改革或调查项目。

这里所强调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里面的“驿站体系”，这个领域由各种复杂多样、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部件构成。

在我们看来，进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成其为某一主体，不再成其为某种代表什么或有代表性的意识。

尽管某个小集团或工会仍将代表那些行动者和抗争者的意识的权利据为已有，但他们实际上已不再能代表那些人了。

究竟是谁在1“Group lnformation des prisons”:福柯著作《我,皮埃尔·里维埃……》及《规训与惩罚》源自于这一组织。

言说和行动？其情形总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在那些言说和行动的人里面亦复如此。

大家都是些“小团体（groupuscules）”2，代表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唯有行动——作为“驿站”和网络关系的理论行动与实践行动。

福柯：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涉身政治从传统上说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这种体系所制造或强加的意识形态中的位置（诸如被剥削，贫困潦倒，被排斥，被迫害，被指控进行颠覆活动，以及品行不端，等等）；另一方面，是他们所拥有的足以揭示某种真理、足以在人们尚未觉察之处发掘出政治关系的话语。

这两种政治化的形式彼此并不排斥，但也并非重合在一起，它们各在一个序列中。

前者被列为“放逐者”，后者被列为“社会主义者”。

但是，在对当局进行暴烈的反抗的时候，这两者就容易熔合在一起，比如在1848年之后，在巴黎公社之后，在1940年之后。

而在社会状况不容置辩的时刻，在禁止说皇帝一丝不挂的时刻，知识分子则要遭到排斥和迫害。

知识分子是以被禁止言述真理的人的名义给那些尚未明白真理的人带去真理的——他就是意识，就是良知，他总是口若悬河。

但在最近一次的风暴中，3知识分子发现大众不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了，大众自己目光犀利，全无错觉，他们甚至比知识分子更明白；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

不过，仍存在着某种阻碍、禁止这种话语与知识，使之失效的权力体系。

这种权力不仅表现在审查制度这种直白明显的权威中，而且，它更深刻而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之中。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种权力体系的代理人（agents）——他们以“意识”为自己化身的观念和他们的话语形式构成了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不再是为了表达被压制着的集体的真理而将自己置于“前卫或边锋”的位置上，而是处在与某种权力形式作斗争的位置上，正是那种权力形式在“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4的领域中将知识分子既变成了控制的对象又变成了权力的工具。

从这种意义上说，理论并不表达、阐释或运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实践。

但是正如您所说，它是局部性的或区域性的，而非总体性的。

这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在权力最隐蔽、最隐秘之处揭露它、削弱它。

我们的斗争目的并非在于“唤醒意识”（大众已经明白，意识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且，作为主体性基础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要消竭权力，夺取权力。

理论是与那些为取得权力而斗争的人们相伴随的活动，而非躲在一个风雨不及的地方去启发人们。

“理论”是这种斗争的一个局部系统。

德勒兹：的确如此。

恰切而言，理论就象一个工具箱，它与能指无关，它必须可以被运用，必须能起作用，不能为理论而理论。

如果从理论家自己开始（他这时不再是以理论家面目出现的）就没有人去运用它，那么，理论就毫无价值或不合时宜。

我们不会去修改无效的理论，而只会去创造新的理论；此外别无选择。

奇怪的是，普鲁斯特这位被视为纯知识分子的作家，也曾如此明确地说：要把我的书视为观察外界的一副眼镜，如果它不适合您，就请另找一副吧；您得自己去寻找最有效的斗争武器。

一种理论不可能总揽一切（totalize）,它只是增殖（multiplication）的工具，同时也在不断使自身增殖。

而权力的本性就是要总揽一切。

您认为，理论从本性上而言与权力正相反对，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理论一旦到钻牛角尖的程度，那我们就再看不到它在实践中有丝毫的重要性，除非它能突入（erupt）到另一全然不同的领地。

这也就是改革的观念为何显得如此愚蠢、虚伪的缘故。

改革或者是由那些声称能代表别人的人，以为别人代言为业的人所设计的，这种改革带来的不过是一种权力的安排，一种2参见“哲学戏剧”，第185页。

368年5月，即通常所说的“五月风暴”。

4参见《事物的秩序》。

新的、最终使控制力倍增的权力的分配；或者是那些相关者都发出怨言、都吁求的改革，而这实际上已不再是改革，而成了革命行动，这种行动（所偏好的是）对整个权力及维持这种权力的等级制度提出质疑。

这点在监狱里明显可见：囚犯们最微不足道的要求就能够戳穿普利文(Pleven)的假改革。

5如果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抗议声能被听到，如果他们的问题能被予以考虑，那就足以震撼整个教育体系。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体系弱不禁风，这种体系在各个方面都极为脆弱，因而总需要进行一种全面的压制。

在我看来，您在书中以及在实践领域，首次教给我们某些根本性的东西：即为别人代言的可鄙。

我们嘲弄了代言现象，视之为昨日黄花，但我们尚未分析这种“理论”转变的影响，也即尚未充分理解只有那些直接相关的人才能用某种实践的方式为其自身立言这一理论事实。

福柯：当囚犯们开口发言时，他们就有一套自己关于监狱、刑罚体系以及司法的理论。

重要的正是这种对抗权力的话语，囚犯或所谓轻罪犯人（delinquents）的反话语，而关于轻罪的理论并不重要。

监狱问题是局部性的、边缘性的，因为一年之内被投入监狱的人不超过10万。

当代法国进过监狱的人数在30万至40万之间。

然而，这个边缘性的问题看来却使人人都感到不安。

让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多从未进过监狱的人会对监狱的问题感兴趣，所有从未听过狱中人话语的人能那么轻易地理解那种话语。

我们对此该作何解释？难道这不是因为刑罚体系一般而言，是权力之为权力的最明显不过的形式？将某人投入监狱，将他监禁在那里，剥夺他所需要的食物和热量，禁止他外出，不许他作爱，等等——这自然是人们可想象得到的权力最狂热的表现了。

有一天，我与一位蹲过牢的女人交谈，她说：“想想看，我一个40岁的人，那时在牢中被罚每天只能吃一顿干面包的情景。

”这故事的触目惊心之处不在于权力运作的幼稚可笑，而是一种犬儒主义，权力正是借此作为强力以其最古老、最愚蠢、最幼稚的方式来运作的。

从孩童时候起，我们就明白没有足够的面包和水对人意味着什么。

监狱是权力以其赤裸裸的状态，以其最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唯一的场所，在那里，它被正当化为道德力量。

“我有权惩罚你，是因为你也明白抢劫和杀人是犯罪……”监狱的令人震撼之处在于：权力突然在此不再躲躲闪闪或乔装打扮，如同暴君毫不顾忌地施虐一般将自己展示出来的；它乖戾，同时却又纯粹、全然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权力的实践能放在道义的框架内作出完整、系统的表述。

它残忍的暴行最终表现为“善”对“恶”，秩序对失序平静的支配。

德勒兹：的确如此；反之亦然。

不但囚犯被当作小孩对待，小孩也被当作囚犯对待。

儿童被强加了一种并不属于他们的幼稚（infantilization）。

由此而言，无法否认学校有些类似监狱，而工厂就更为接近监狱了。

我们看一看雷诺公司的大门就够了；这家公司的其它地方也一样：一天发三张票入厕。

您曾发现边沁写于18世纪关于倡导监狱改革的一份文献。

在这一颇受赞誉的改革的名义下，他确立了一种圆形体系（circular system）,在那种体系中，经过革新的监狱被树为模范，人们不知不觉地从学校转到工厂，又从工厂转到监狱，反之亦然。

这就是那场改革倡导和改革后树立起来的模范的实质。

与此相反，当人们开始为其自身言说、行动时，他们并没有用他们的代表（哪怕是恰相反的代表）来对抗另一种代表，并没有用权力一种新的代表性来对抗其错误的代表性。

譬如，我就记得您说过并没有与司法对抗的人民司法；这一点另当别论。

福柯：我想，促使人们憎恨司法体系、法官、法庭和监狱的，并非仅仅基于对更完善、更公平的司法形式的观念，而首先是基于权力的运作总要以人为代价这个共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