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adres Tribune不要误读“企业是创新主体”准确理解“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等基本问题，对当前主流的政策思路进行认真整理和冷静反思，决定战略方向，关乎国家命运。
一、滥用“企业是创新主体”的表现企业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但仅仅是创新体系众多主体中的一类。
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事业必然是多主体学习、互动的过程，是科学主体、共性技术主体、技术主体等多主体集体努力的过程。
其中科学主体主要是研究型大学；共性技术主体主要是各行业的专业科研院所和近期各地正在大力建设发展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但共性技术中的工程集成技术主要应依靠具有精细制造能力的制造企业；一般的专有性技术创新的主体则必须是企业。
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本质，不是强调科技资源要向企业集中，而是强调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即科技创新成果不能沉睡在实验室里，要通过进一步的工程化和商业化实现科技投入的经济回报。
提出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政策主张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决不能把这种观点绝对化、普适化。
首先，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解决科研和创新“两张皮”的问题，决不能影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元”功能，不能让大学和科研机构“越位”。
提出企业是创新主体的一个背景，是过去我国创新体系长期存在的“科学”和“技术”两张皮的问题。
应该注意到的是，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确实有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的因素，但更有科学和共性技术本身创新能力弱，即两张皮自身质量都不高的问题。
高校和科研院所自身在基础科学、共性技术方面突破能力不足，是企业不愿意寻求与校所合作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们的调研发现，只要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合适的科技成果，企业、特别是沿海民营企业总有各种机制和办法对这些科技成果进行转化。
当前各类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有针对性地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促进产业化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对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环境和科研人员的行为造成比较严重的扭曲，基础性研究追求“短、平、快”、研究人员“走穴”的现象日益严重。
加强产学研合作，必须以公共研究机构提供高质量的科技成果为前提。
美国、日本以及欧洲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研究型大学制度和公共科研制度的前提下再讨论如何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即便如此，这些国家在加强产学研合作的同时，仍然会出台跟进一系列的政策安排避免公共研究人员过度参与商业化活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非常重要。
其次，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不是要将创新资源向各个行业的一两家企业集中，在主导技术不明确的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这种“一两家”企业思维尤其危险。
当前，主要经济、科技管理部门甚至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企业为创新主体就是以少数具有明显技术优文 _ 李 平 贺 俊思想理论视点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本质，不是强调科技资源要向企业集中，而是强调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即科技创新成果不能沉睡在实验室里，要通过进一步的工程化和商业化实现科技投入的经济回报势的大企业为主体。
集中资源办大事是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普遍做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技术发展的优势，但集中资源不能违背科技自身发展的规律。
前沿技术和新兴技术最大的特点是技术路线具有不确定性。
发展前沿技术和新兴技术当然要依靠大企业，但同时要注意依赖不同技术路线的、不同规模层次的企业间的竞争和多元化的探索。
以太阳能为例，美国的战略是支持包括晶硅电池、薄膜电池等多种技术路线的共同探索和竞争，反观国内，我们几乎单一依赖晶硅电池技术路线，对其他技术路线的关注和投入严重不足；未来一旦其他技术路线成为主导技术，不仅前期的巨大投入沉没，更会危及国家的产业安全和能源安全。
最后，企业是创新主体不等于一定要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近来，有关管理部门纷纷把自己管理的科技项目有多少项由企业牵头作为政策目标和项目立项的评价标准。
科技项目具体由谁牵头、如何组织最有效，根本上要由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各参与单位的技术能力决定。
让企业牵头科技研发项目并不是科技成果成功转化的必要条件，工程集成技术和后续应用技术的连续投入和进一步开发才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本原因，而后者与企业牵头没有任何必然关系。
只要政府科技项目立项中的部门割裂、工程化和产业化科技项目支持不足的问题不解决，只要只扶持奖励、不评估惩罚的项目管理方式不变，无论谁牵头，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都不会高。
事实上，我们在近年的调研中发现，一些政府支持的科研项目之所以让企业牵头、参与，一是为了迎合政府管理部门的“政策偏好”；二是可以利用企业在立项前就已经有的产品，便于项目顺利结项。
这种情况下，政府支持产业化的资金实际上支持的是已经产业化或基本成熟了的技术，这样的企业牵头和参与当然也就没有实际意义。
如果仅仅是为了保证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市场应用导向，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在题目拟定、立项评审、过程控制和结项中的参与来解决，而不一定要企业参与项目本身的研发。
二、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源内在动力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根本，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前提是企业能够更高效率地使用创新资源。
公共科技资源向企业集中是一个“政策实施过程”，但创新效率提升却一定是一个“环境建设过程”。
只有将“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转变为“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集中和效率提升的问题。
只要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政府大规模的科技投入就只会变成“填钱”，当然也更谈不上发挥国外科技政策特别强调的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即一单位的政府投入“带动”了多少单位企业的研发投入。
在企业创新环境建设方面，除了各界已经关注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市场竞争秩序、加快对国际高端市场占领等问题外，企业内在动力机制的完善是基础和前提。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基本的产权架构不变的前提下，我国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在于，作为公众企业其运行缺乏透明度，董事长一言堂，董事会缺乏独立性。
当前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把创新当作促进领导人升迁的“形象工程”，完全不考虑科技项目的经济效益；另一种是完全不重视战略性的科技投入，把资源和精力过度投入横向规模扩张和纵向产业链延伸。
这两种倾向本质上一样，都是领导人缺乏对企业长远发展和长期利益的关切。
我国国有企业在治理机构设置上是完善的，问题出在企业的治理“机制”上。
如果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以建设“创新型企业”为导向的、更高要求的国有企业第三次体制改革。
而对于民营企业，创新型企业缺乏有发展阶段的原因，但主要是创新环境不完善的问题。
我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能力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以后创业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企业家目前大多集中于50～60岁的年龄段，由于其特殊的成长背景，他们具有异常敏锐的“市场感觉”，但“创新意识”相对缺乏。
同时，受过良好教育和创新意识且具有一定市场经验的第二代企业家又没有完全接班。
随着第二代新型企业家的成长，民营企业的机会主义问题一定程度上会得到解决。
但从长期看，民营企业要作为创新体系中最具活力、最有希望的一个群体出现，关键是加强创新环境建设。
只要“做实业不如炒房地产，做创新不如搞模仿、做环保不如搞污思想理论视点Chinese Cadres Tribune染”的基本环境不变，民营企业就不可能由机会主义和剽窃模仿走向自主创新。
三、政策建议结合以上对中国自主创新问题的基本认识，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以省级工研院为载体，大力推进省级层面的共性技术供给机构建设。
共性技术中的“共性”既是一个“技术”意义的概念，即具有广泛应用领域的技术，但更是一个“经济”意义的概念，即某些企业虽然能够突破该技术，但一旦技术突破成功，其他企业就很容易掌握该技术（可能是由于技术本身难以用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是技术本身易于被逆向工程），所以没有哪个企业有动力从事共性技术的投资和研发。
正因此，共性技术应当像国防、公路一样由公共机构来主导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虽然行业中的优势企业有共性技术突破的能力，但这些企业一定没有“推广”技术的动力。
只要技术不能有效扩散，它实际上也就没有发挥“共性”的功能。
以省级工研院建设为抓手完善中国共性技术供给体系，一是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而地方竞争有利于保证资源投入，有利于多元化的探索和经验积累；二是省级区域具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够建设高水平的公共研究机构，市/县级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主要从事技术的推广。
工研院的体制设计要注意，既要承认其独立的利益诉求，又要保障其技术服务的公共性（笔者认为广东省工研院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做法），两方面缺一不可。
（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完善，提高中央企业运营的透明度，提高国有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
一是加强中央企业的重大投资和财务信息披露，形成全社会监督、约束公众企业的局面。
二是加强国有企业董事会独立性建设，加强对董事长和董事会的受托责任的监督和约束。
从有利于创新的角度看，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根本症结，不在于大家普遍诟病的“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而在于董事长一言堂、董事会缺乏“独立性”。
苹果、Intel、微软等创新型企业也是企业家精英主导的，企业发展带有深刻的企业家个人风格的烙印，但这些当今国际上最活跃的大型创新型企业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老总一言堂”的最大区别在于，一旦其企业家不能胜任，董事会就能够启动工作程序、实施解聘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权力。
我国既有的国有企业产权框架不能有效解决把有能力的董事长任命到企业中的问题，但只要加强董事的受托责任建设，加强董事会独立性建设，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同样能够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三）加快自主创新环境建设，营造全社会协力发展精细制造的政策和文化氛围。
要营造有利的分配、要素环境，坚定民营企业家发展实体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在夯实实体经济的背景下，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大力发展精细制造。
过去三十多年的开放过程中，我们承接了大量的制造，但最核心的精细制造我们没有承接，更没有掌握精细制造的核心能力。
当前美国上下协力推进的“再工业化”所指的制造业，不是一般的制造，而是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数字制造为基础的现代制造、精细制造。
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要替代我们的一般制造，而是要遏制我国向精细制造的跃升。
自主创新不等于只建实验室，不等于不搞制造，精细制造道路是中国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自主创新的最佳结合点和平台。
“制造大国”是中国经济最基本的事实。
民营企业只有走“精细”制造的路，才能真正对技术创新产生内生需求；只有有了需求，民营企业才会真正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只要有了需求，民营企业就一定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四）有部署、有步骤地推进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制定政策细则，让企业形成加强专利建设和保护的明确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