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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对我国专利法在制定施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
一、背景
9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美国发明法案》。

据分析：此次美国专利法修改有两大主要动因，一是美国目前存在大量的专利申请积压和低质量的专利；二是专利诉讼费用过高、耗时过长。

这对美国创新活力的激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变化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将长期施行的先发明制改成了发明人先申请制，即专利授予先申请的真正的发明人。

二是扩大了现有技术的范围，实行绝对新颖性。

修改之后凡世界范围内以专利、公开出版物、公开使用、销售或其他方式为人所知的技术均构成现有技术。

三是在对专利提出质疑的机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加了新程序。

此次专利法修改，美国取消了双方再审程序，增加了授权后重审程序和双方重审程序。

二、保护专利权是中国的战略抉择
从美国的案例中，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专利权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越开放，竞争越充分，专利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明显。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对专利权保护工作更是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我国应该完善专利权立法，合理配臵刑罚，细化量刑幅度，加强保障科技专利成果的适用，形成专利权维权良好的法律调控机制。

三、《专利法》下我国发明专利的发展现状
从2005年到2010年，仅北京市专利申请量就翻了1番，2009年，专利技术合同成交974份，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15.13％；专利技术
交易额也由2008年的59.64亿元增加到118.13亿元，同比增长98.07％。

研究表明，每单专利技术合同平均交易额高于一般技术合同、发明专利技术合同的平均交易额又高于其他专利技术合同，这一现象凸显了专利技术的价值，说明专利作为一种法律特权，通过价值的实现开始回归其经济的原意，并逐渐成为企业、城市和国家发展竞争力的策略与手段。

我们可以乐观地判断、甚至已经有迹象表明，具有专利权意识的投资家们会越来越青睐于专利技术交易。

四、我国《专利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立法原则，我国目前与专利权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修订) 和专利代理条例等相关文件。

专利权立法体系是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的直接反映。

《专利法》作为规定我国专利权保护的基本制度的法律，在立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臵。

由于《专利法》在制定时其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并长期得不到纠正，以及《专利法》没有随着新的形势发展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直接影响到的专利权立法体系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导致立法体系中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位、失衡、交叉甚至矛盾的现象。

（一）科技成果的产权归属明确，但对收益有不同理解
我国将专利权的所有权给予了项目承担单位。

但是所有权具体指哪些权利，是否由此带来的产业化收益也赋予完成单位，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利益分配并未随所有权一同赋予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认为，既然产权归属明确，相应的收益支配也完全应由单位决定；而管理部门认为，产权虽然是单位的，但收益并不必然与所有权一致，收益如何分配不能完全交由单位处理。

（二）法律与部门规章制度配套不完善，实际操作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成果转化
实际操作中，各个部门出于自身权能职责的考虑，出台的各类约束办法，往往出发点不一，侧重各有不同，有些规章与法律和行政法规导向不一致，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对专利成果转化造成了不利影响。

我国对财政公共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的专利权，有的部门仍然遵循传统观念，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管理，并且将所有权定义为国家所有，与一般国有资产等同加以管理。

科研单位不能自主支配转让收入，弱化了科研单位进行成果转化的动力。

有关部门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出发，主观意图是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造成审批程序繁琐、耗时长，极易错失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市场良机。

（三）专利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比例有待规范
目前来看，我国个人享有的收益比例较高。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以技术转让方式将职务科技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用于一次性奖励”，未设奖励上限。

由于没有规定个人所得的上限，导致对个人分享部分自由量裁空间过大，涉及国有资产问题，财政部和国资管理部门审批困难。

对于发明人所在院系或实验室，也缺乏稳定比例的收益分享。

院系或实验室是产生发明的基本组织单位，享有一定比例的收益，有利于激励持续性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产生更多的成果。

院系或实验室如何享有收益，享有多大比例的收益才适当，还没有形成合理的规范。

五、我的建言献策
（一）制定技术类无形资产管理规范
专利成果能否实现产业化，与发明者及其单位的积极性、能动性密切相关，如果发明者及其单位没有积极性，专利成果就无法顺利进入经济系统，因此，保护发明人的积极性是基本原则。

为了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在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之外，单独制定科研单位专利权类无形资产的管理规范，在收益归属、收益分享、
审批程序、税收等方面予以明确引导。

（二）在法律层面明确财政投资形成的科技成果的权属
发达国家一般都把专利权的权利归属下放到科研机构所有。

“拜杜法”将长期积累在政府手中的研发成果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下放到机构，再转移至产业界，促使研发成果发挥出经济效用，成为造就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对公共财政资助形成的科技成果，明确了将所有权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

财政资助的科研成果取得的专利，其专利权人为发明人所在单位，只有专利权人才享受专利带来的权益。

这符合专利权的特性。

但是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处臵权（包括占有、支配和使用权）的归属，因此将处臵权一并赋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由科研单位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拥有完整的产权。

或者是应简化处臵程序，特别是对科研机构以技术入股形式进行成果转化时，“三上三下”的审批程序，使高科技领域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贻误市场良机。

（三）赋予科研机构自行制定具体分配比例的权力
专利权归科研机构所有，那么科研机构就有权自行制定具体收益分享的细则。

政府部门应引导激励的大体方向，对收益的使用进行监督。

科研机构在制定具体的分配比例时，相关管理部门应进行监督。

参考其他国家的普遍做法，在学校、院系、发明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四者之间，遵循一个大致的比例。

对于个人收益部分，应配合其他工资政策、税收政策予以约束，例如工资总额限制、个人所得税等，使个人收益分享有上限约束。

（四）提高技术转移机构的专业化程度
支持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成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探索适合国情的体制机制，用专业化模式推动技术转移办公室建设。

取消对事业单位成立致力于技术转移的非营利机构的限制，动员各方面力量做技术转移工作。

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技术转移机构与科研单位、实验室（院系）、发明者共同分享转让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