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明代官商生态初探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专业历史学（师范）年级2012级学号222012313010012姓名罗建波指导教师陈宝良成绩2016年4月10日目录摘要 (1)Abstract (1)第1章导论 (2)第2章明代畸形官商生态背景 (4)第3章畸形官商生态下的商业经营 (5)第4章几种畸形官商生态的模式 (8)第5章明代畸形官商生态的历史困局 (15)参考文献 (18)致谢 (19)明代官商生态初探罗建波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摘要：俗语有云“富贵险中求”，然而在中国古代环境中，“富贵官中求”在商业实践中比“险中求”成本更小，收益更高，存在更为普遍，推究其源在于畸形的官商生态。

本文以明代畸形官商生态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官员与商人的不正当交往的原因、几种畸形的官商生态模式以及此种交往对商业发展的限制等内容，力求揭示明朝商业大发展下商业发展的历史困境。

关键词：明朝官商生态畸形形态弊端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MingDynastyLUO Jianbo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Ethnology,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Abstract: Chinese environment," rich executives seeking "in commercial practice" risk seeking for less cost than the, higher income, there is more common and philosophically the source l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deformity of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ing Dynasty unfair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unfair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several unfair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and this kind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influence, and strive to reveal relationship unfair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ng Dynasty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Key words:Ming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 malformation;Imalpractice第1章导论据考古学家考证，早在山顶洞人时期便发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的证据，到了夏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游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物品交换的人。

商人因其早期游牧部落的性质，在频繁迁徙中，为本族生活的需要，与其他部落开始了粮食、牲畜、工具、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交换区域、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商业的萌芽，商族因此成为中国商业的鼻祖。

[1]久之，人们简称商族人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周朝建立后，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即所谓的“工商食官”制度。

这一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由官府控制，可以说官商一体，有点类似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

在这个阶段，商人以家族经营为基本单位，职业世袭，其身份、居住区、经营商品的种类甚至服务对象都受到官府的严格管制，商业贸易是政府的一项职能，商人群体是政府的一部分，资本由政府出，其利归公家所有，无需缴纳“商税”，其商业利润直接归为政府财政，因而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项财政制度。

是国家以垄断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商品经济流通，并将获利作为其收人的一种财政收入手段。

随着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关系的产生，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工商业开始脱离政府直接控制，向独立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发展，中国古代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最终完成。

私商打破官府对贸易的垄断，势力日益强大。

有了这一前提，才产生了本文讨论的“官商关系”，这里的官商关系首先是指指国家政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其次，指的是政府官员与工商业者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商关系，“官”指的是国家力量和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商”则是指广义上的“民”的一部分，是社会民间力量中较特殊的一支。

宏观上政府与商人群体的关系，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中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2]历代政府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维护经济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

微观上官员与商人的关系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第2章明代畸形官商生态背景尽管处于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业还是不断发展,大商人不断涌现。

明朝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万历三十年,耕地面积1161万余顷,直到清代一直到雍正年前未超越的。

造船、纺织、造纸得到发展。

造船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白银全面货币化,大批工商业市镇迅速兴起,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空前繁荣,全国性的市场也随着形成以及对世界市场建构的参与都在这一时期发生。

明代中期以后的江南,城市流动人口大为增多;手工业者和民间手工业生产获得了部分自由空间;商品生产中出现了更多的雇佣自由劳动者的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的纺织行业出现。

晚明,中国已经处在由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向多元农工商并举的经济结构转变之中。

这些情况综合到一起可以说,明朝是一个商品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商业资本较前代发达,或先或后崛起于各地,如晋商、徽商、秦商、闽商等。

他们的活动范围已扩及全大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积累有相当的资本,如徽州商人资本有至百万者,拥有二三十万者只能称为中贾。

明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藩与人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是当时全国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3]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正常的自然生态平衡之所以被打破，多半是因为某一物种居于优势地位，则其他物种就不得不“委身于它”。

在公权力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官商之间的平衡自然被打破，本应该“相敬如宾”的官商人，却异化为“两情相悦”，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相应的制约监督机制掌握权力的官员都有滥用权力的潜在倾向，官员代表政府握有干预经济活动的巨大权力。

既然如此，那么官员与商人“一见钟情”就不可避免，官商勾结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古代社会没有产权制度保护的商人，只能依赖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支持来积累和保护财产。

商人经营的货物,需要通过政府法律来明确所有权;交易市场,需要通过政府来维持秩序;专卖商品的许可,也需要通过政府授予特许权。

资源配置主要依靠政治权利而非市场手段,对商人来说要想做大做强就必然要走官商结合这一条路。

官府控制的资源越多,官商勾结越普遍。

晋商、徽商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官商勾结史,他们勾结各级官员甚至皇帝,合谋获取巨额利益。

不走这条道路的就被迫沦落为“盗,”如闽商。

江右商帮的经营范围的拓展,其中一大助力就是江西籍士人全国各地为官从而打开当地市场。

当然,官位越高,市场也就越大,官位越小,市场也就越小。

在王朝治理体系的正式理念和制度中，官商勾结是被否定的，有时候惩罚措施非常严厉，朱元璋式的反腐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乱世用重典的时期。

但受王朝财政汲取能力的限制，王朝平常只好采取薄薪制度，这个制度无法有效激励官员为王朝治理服务，于是皇帝对官员从商人那里获取不当之利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甚至用一些容易进行官商勾结的职位即‘肥缺”来奖赏有功之臣。

这也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是容忍、甚至鼓励官商勾结的非正式制度。

[4]第3章畸形官商生态下的商业经营一、商人贿赂官员参与专卖商品经营，获得暴利专卖制度始于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商鞅变法开创重农抑商政策。

到了武帝时代，桑弘羊的“笼盐铁”，开始了盐铁官营的常态。

汉以后，继续对食盐专卖；北魏时，盐铁酒醋都纳入国家垄断经营，唐朝中后期茶、酒也被政府垄断。

宋朝除了盐、茶、酒外，对醋、矾也专卖。

元朝盐茶酒醋铁都在官营之列。

明清明，酒的专卖取消；茶的专卖也放松，直到废止；铁，明初准许民间开矿冶炼出售，官府征税；始终实行专卖就只有盐。

从商鞅变法到刘晏改革，朝廷一般会以行政力量将高利润行业进行垄断专营，商人被大部排挤出去。

宋以后允许商人的在某些政府顾及不到的领域有限度的参与。

到晚明和清代，政府则专卖商品的经营流通环节完全退出，以权力入股依靠特许权的授予坐收其利。

对于商人群体来说，要么投资于非行政垄断产业以获得“蝇头小利”。

要么想获得更大的收益，就得付出贿赂官员以及与官府分成的成本，争取参与到垄断产业的经营中去，与官府共同分食垄断收益。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的接受贿赂的现实利益要比笼统的“国家利益”更能决定专卖商品的走向。

在封建专制之下，专卖引起贪污、腐败是司空见惯之事，专卖制度加上吏治腐败决定了必定是官商勾结。

二、商人拉拢官员以谋求政府有利政策公开、公平、公正市场竞争环境下，正当商人不必增加额外的行贿的成本来得到商业机会，只需凭借自身的本领赚钱即可。

但是，在“朝中有人才能胜出”的潜规则下。

面对信息歧视、准入歧视、规则歧视等潜规则下，只能是逆淘汰，守法商人被排挤出去，权钱交易者留下坐收渔利。

这是一种很坏的效应，最终市场上只能存在参与权钱交易的商人，经商的法则也简化成向官员献媚的人际交往术，杰出的活动价就是杰出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