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和会看顾维钧的早期外交思想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嘉定人。

中国近代著名职业外交家，曾任北洋政府驻美公使，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联合国代表，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

1960年代退休后定居美国，直至逝世。

顾维钧早年受的西学教育和留美经历，使得他一直以来就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精神和爱国情感。

在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匆匆完成了博士论文回到国内,任职于北洋政府总统府和外交部，担任秘书和参事。

1915年，时年28岁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

他后来回忆说，他和时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是华盛顿最年轻的高级官员。

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顾维钧出席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在和会的第一次正式发言是在1919年1月28日的“十人会”上，发言者既是顾维钧。

在这次大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完美阐述，可谓反映顾维钧早年外交思想的精彩论述。

在这次发言中，顾维钧先从“十人会”刚刚讨论过的太平洋岛屿问题入手，说道，对于关系几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诸君彼此辩护甚力，而青岛问题关系到四亿人民，责任益形重要。

然后，他从山东的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诸方面，强调应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直接归还中国，而不依赖日本插手。

然后说道，所有中日在一战期间签订的换文密约，皆
应因中国加入战团，而认为具有临时性质，希请大会决定是否应予承认。

在这里，我们应注意这样几点。

其一，顾维钧的学识使得他将山东在中国的重要性表述的淋漓尽致，使得其他与会国家注意到失去山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再者，对业已存在的中日密约，不提出无效，而是强调其具有临时性质。

这样，既避免中国无信于其它国家的印象出现，又强调这些条款是不平等的，是在特殊时期强加给中国的，希望各国认识到这些条款签署的时代背景。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年轻的顾维钧显得老练而成熟。

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的表现赢得了众多好评，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场的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在巴黎和会的初期阶段，尽管代表团内有些摩擦，但在对外争取民族和国家利益上，他们均竭力维护。

几经波折参加“十人会”的顾维钧，通过这次发言，不仅使他在巴黎变得引人注目，更使得其它国家对中国外交官和中国都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巴黎和会国际联合股的中国代表，在争取山东利益上，顾维钧显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他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国际法和外交学知识，极力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

在一次会议中，日本代表牧野仲显一直要求中国遵守“二十一条”，并且强调日本最终会将山东交还中国，妄图使日本在山东的侵略利益合法化。

针对这一说法，顾维钧表示，他已经强调过，“二十一条”的签订是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并以武力相威胁时被迫签订的，这种条约，按一般国际条约签署的程序来看，应属无效。

那时中国还没参战，如
今中国已是战胜国成员，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

至于交还问题，既然日本已同意交还山东，中国愿取直接之方法，此一步较两步为便利，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然而，由于缺乏几大国的有力支持，这样的努力在和会上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表现可圈可点，这是他外交才能初露端倪的时刻。

然而，他的言行也因那个年代而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顾维钧特殊的教育背景，使得他对待外交事务一贯采用西方当代外交的技巧。

比如强调国际通例的意义，强调平等民主的原则，强调国际公法。

在几次发言中他都引用了法理学的原则观点，在“十人会”上，顾维钧就提出“Rebus sic staututes（维持现状）”的法理观点，用来强调战败的德国应将在山东的权利直接交还给中国。

顾维钧一直认为平等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方法，这也主导了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顾维钧的时代背景，他步入政界是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那时的中国依然是列强宰割的对象，而外交活动更是步履维艰。

纵然怀有美好的外交理想，顾维钧也不可能真正的去实现它。

就如在巴黎和会后期，中国的合理要求被全部拒绝后，为解决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想了很多折衷的方法，但全未采纳。

甚至在最后只要求在和约签署时发表一个口头声明，亦遭拒绝。

这些挫折对顾维钧以后的外交活动，包括日后任职于国民政府时的活动，都造成了很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使得他带有了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事实上，顾维钧所具有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切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未愧对中国全权代表的称呼。

在回忆录中，他这样表述了巴黎和约签署时他的感受：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

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

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些表述，我们至今读来仍为之动容，而对虽然怀抱外交理想，但却无法实现的顾维钧来说，这是他的无奈，更是那个时代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