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 黄学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摘要:通过剖析笛卡尔对上帝的论证及其观念,探讨笛卡尔哲学思想中上帝的性质和地位问题,揭示笛卡尔心物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哲学蕴含及其近代意义,进而分析笛卡尔哲学在整个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探索一条研究笛卡尔哲学的新路径。
关键词:第一哲学;上帝;物理学;理性主义中图分类号:B565.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7)04-0031-05作者简介:黄学胜(1983-),男,江西赣州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收稿日期:2006-07-03 “上帝”问题是笛卡尔哲学中的关键问题。
但以往学界都普遍关注于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以及“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体现出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本文的剖析也表明,其理性的怀疑主义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上帝的论证和态度上,反过来说,他对上帝信仰的确证又反映着他的哲学。
笔者以为这关涉到形而上学在近代的命运,也关涉到近代启蒙主义哲学何以奠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在笛卡尔哲学中绝不是一个过渡性的名词,也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标识,而是内在地关涉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哲学努力方向。
一、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是用两条道路来论证上帝存在的:一是用效果来证明;一是用上帝的本质或本性来证明[1]122-123。
第三个沉思解释了第一条道路,第五个沉思又解释了第二条道路。
他遵循的原则是由结果推及原因和由来清楚明白的真实的上帝观念推及上帝的真实的存在。
首先,笛卡尔由怀疑开始,他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可以怀疑的。
甚至上帝本身也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否也会欺骗我们。
笛卡尔的怀疑是普遍的,这种怀疑的目的则在于将“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1]14。
这样的怀疑之后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
但是笛卡尔并非破坏性的怀疑,他的破坏最终是为了建构。
他要通过彻底的怀疑,最后找到那个不可怀疑之物,并以此作为原则和基础来建立知识的大厦。
他最后找到的那个不可怀疑之物就是自我,一个思维着、思想着的理性、观念或精神。
在第二个沉思中,他论证了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认识。
人的精神的本性可以通过怀疑而直接确认它们。
但是人的身体以及独立于思维之外是否有物体存在,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笛卡尔来说,要得出物体的存在,必须借助于上帝作为桥梁,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不确定的外界事物是否能自我呈现自己,以及我们的思维是否接受这种呈现。
于是基于一种逻辑和理论建构的必然性,他必须紧接着在第三个沉思中论证上帝的存在。
在这里他以“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东西都是真实的”[1]35原则作为总则,结合他的天赋观念理论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他说,我显然意识到我心中有一个完满的上帝观念,上帝这一名称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1]45。
这一观念不可能来自我自己,因为我是有限的,而上帝却是无限的,一个无限实体的观念是不可能从有限实体中得出来的。
上帝这一观念也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因为外部世界本身是不确定的,“我们归之于上帝的东西里边没有一个是能够作为一个样板的原因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因为在上帝里边没有什么跟外部的东西相似,也就是说,跟物体性东西相似”[1]190。
另外,对于这一观念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上帝观念本身是完全真实的。
而且事物本身的必然性即上帝的存在性决定了我们必然将存在性作为和上帝密不可分的关系来领会,“领会一个上帝(也就是说,领会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而他竟缺少存在性(也就是说,他竟缺少某种完满性),这和领会一座山而没有谷是同样不妥当的”[1]70。
“因此只能说,是由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来的,而且这个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整性,就是说简单一句话,它就是上帝。
”[2]99这样笛卡尔便在其沉思过程中贯彻了由结果推及原因的效果论的证明方法,以及通过上帝观念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方法。
在这里,乍看起来笛卡尔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
因为一方面,他说:“单从我存在和我心里有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也就是说上帝)的观念这个事实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1]52,另一方面又说“上帝是我存在的作者”[1]50。
但事实上,笛卡尔却是为了在此表明上帝存在的自明性。
他明确地讲,他在上帝与存在之间并没有采取循环论证。
“我这样说并没有陷入循环论证中,我是把我们事实上领会得非常清楚的东西同我们记得以前曾领会得非常清楚的东西区别开来。
”[1]247而上帝就是他所谓的事实上非常清楚的东西,这样的一个东西在笛卡尔看来必然是事实上存在的。
至此,剩下的问题将是如何论证外部事物的存在以及人的心灵与外部事物的关系,并最终归结为心、物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在这样的论证中再一次通过上帝的本性或本质来达到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在这一点上,笛卡尔坚持认为:“凡是我能够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东西,上帝都有能力产生出来。
”[1]76因而,我对外部事物的知觉不仅仅是幻觉,而且是外部事物的实际存在。
在第六个沉思中,笛卡尔首先认定了外部事物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上帝能够创造出一切在逻辑上可能的事物。
笛卡尔通过寻找物质事物观念之形成过程来论证物质对象的存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物质事物存在的必然性。
在这里,上帝便成了由心灵过渡到物质的中介或桥梁。
很明显,外物不可能由我产生,同时这个观念也不可能由上帝或除事物之外的某种外部实体产生,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一种自然倾向,使我相信这些观念是由外部对象产生的,可是,如果上帝又直接地或通过不同于物质事物的某种创造物间接地把物质事物的观念送给我,并使我认为这些观念是来源于物质事物的,那么上帝就是一个骗子。
但是上帝不是骗子,所以上帝和不同于物质的某种更高贵的造物不可能是我们关于物质事物之观念的原因,因而只能是由物质事物本身所引起,所以物质事物是存在的[2]115-116。
至此笛卡尔完成了他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三大实体观:自我(心灵)、物体(客观物质世界)与上帝。
在笛卡尔看来,上帝是最高的实体,其他两个实体都必须依赖于上帝。
心灵和物体两种实体相互独立,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物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而有广延的不能思维,能思维的没有广延。
因此它们分庭抗礼,泾渭分明。
笛卡尔的这一思想开启了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并对以后的哲学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上帝”的性质和地位对于这一问题的剖析,不能仅限于笛卡尔的第一哲学,而应当扩展到他的包括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知识大树及其整个哲学思想进行考察。
首先,就作为知识大树之根基的第一哲学而言,笛卡尔主要论述了三个层次的问题:自我即思维、想像、观念、理智、直观等的特征和关系;自我和物质即心与物、灵与肉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有限的实体(心灵和物质)与无限的实体(上帝)之间的关系。
在对这三个层次关系的论述过程中,“上帝”至高无上的性质和地位得到了凸显。
上帝是位于精神和物质这两个有限实体之上的无限的精神实体,又是精神和 2007年第4期 物质两实体的创造者,还是由心灵出发得到物质实体的中介和桥梁,是“无限的、永恒的、常驻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与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1]45-46。
上帝还是我们获得知识的基础和保证,没有上帝就不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
如果暂且撇开基督教严格意义上的上帝和人的关系,我们认为,在笛卡尔的第一哲学中,“上帝”有着与宗教学意义上的“上帝”的一切相似性。
尽管事实上笛卡尔不再以宗教式的虔诚来对上帝顶礼膜拜,而是借之于理性的推理和思辨。
但不可否认的是,笛卡尔本人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真心实意地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而且上帝的存在是其第一哲学论证的中心和思维确定性的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第一哲学中的上帝保留着宗教神学的遗风并有着可与神学中的“上帝”相提并论的性质和地位,是不过分的。
尽管如此,在他随后的有关物理学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笛卡尔的知识大树真正关注的不是树根,而是树干、树枝和树叶,因为在第一哲学得到肯定之后,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便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了。
似乎上帝带着理性在天堂“逛”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地上,回到了科学之上。
在其物理学范围内,宗教神学的一点遗风也消失了,而代之以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则。
上帝被自然化和理性化之后便被搁在一旁。
物质成了唯一的实体,成了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在他那里上帝已经不是一个专制君主,可以朝令夕改,而是一个讲道理的东西;它并不是胡乱地创造,而是创造一个有规律的世界,创造以后不但不任意篡改,而且永远协助这个世界严格遵循它的规律运动。
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就永远是那么多物质,永远是那么多运动,这运动从物质的这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流转不已,总量却不增不减。
”[3]此时,生活世界和科学领域已不再需要上帝的关照,上帝让位于理性的推演。
因此,对于“上帝”在笛卡尔哲学中的性质和地位,我们可以做如下区分:一方面,在第一哲学也即在形而上学中,上帝的设定是笛卡尔哲学逻辑运演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是最高的实体,是自我和物质实体的创造者,同时还是知识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即在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层面上,上帝逐渐隐去了其无上崇高的地位,而无疑受到了令上帝自己也难以理解和“容忍”的冷落。
笛卡尔的这一区分,对于后来近代哲学启蒙理性的确立以及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本文力图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上帝”问题的再思考一直以来,学术界都普遍关注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以及“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体现出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本文的剖析也表明,其理性的怀疑主义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上帝的论证及其态度上。
特别是对传统哲学家而言,其哲学的努力总是隐含着他对上帝信仰的态度与追求,反过来说,他对上帝信仰的确证又反映着他的哲学。
而笛卡尔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的上帝观,恰恰又需要还原到哲学史本身的历史演进中,从而得到诠释。
首先,就笛卡尔哲学本身来说,他对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区分,明确把对物的思索和对人(心灵)以及对上帝的思索完全分离开来。
他的心身关系的截然分离,必然导致二元论的截然对立。
因而笛卡尔事实上在主客体之间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只有借上帝来建立他们之间的统一性。
虽然他的怀疑是由怀疑者来怀疑,怀疑本身却是理性方法的运用。
但人的理性相比于上帝的理性还是相当有限的。
因而上帝是应该而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