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贾根良刘辉锋(南开大学，天津，300071)提要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和扩张在过去10年中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女性主义经济学通过把性别分析引入经济理论,重新解释了妇女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等领域中受到的不平等对待等问题,同时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
女性主义经济学不仅对基本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它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提供了新的视野。
本文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在这些方面的内容和未来发展作了综合评述。
关键词女性主义经济学性别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批判一、背景与现状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波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领域迅速蔓延,并直接促成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
然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却缓慢得多。
经济学家对女性问题的漠视,使女性主义研究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
这种现象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密切相关。
第一,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特征是简化论思维,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价值取向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被淹没在这种看似中性的简化处理中;第二,即使有经济学家意识到女性研究的重要性,也认为这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任务,因为他们把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限定于公共领域中的市场活动。
从历史角度来看,妇女的活动范围过去主要处于家庭等私人领域,因此往往被经济学家们排除在视野之外;第三,女性主义研究自兴起之初就以女性学者为主体,这固然与其自身利益相关,但女性独具的经历和体验是她们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优势。
然而,女性经济学家的队伍历来力量极为薄弱,根据布劳格编著的《经济学家名人录:1700~1986年主要经济学家传记词典》,在400多名已过世的经济学家中,只收录了8名女性(Peterson,1999,p.757)。
很明显,这种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利于开展女性主义研究;第四,经济学对女性研究的排斥被深刻地制度化了。
经济学教学中传授的是严格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而女性主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定性研究,这在经济领域中被视为异端,继而造成了女性主义经济研究在“业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只能屈居经济学的边缘。
因此,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于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来发展的结果。
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尽管微乎其微,但还是有迹可寻的。
1869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穆勒所著《妇女的屈从地位》(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对妇女的第二等级的经济地位作了经典论述;恩格斯研究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将当时家庭中妇女地位低下的现象归结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20世纪初旧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也曾集中叙述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同时期美国女权主义者吉尔曼(Chariotte Perkins Gilman)分析了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工作对女性的重要性;英国经济学家韦伯(Beatrice Potter Webb)等人讨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
之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巩固,经济学中的女性声音一度消失。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力量日渐增强,经济学领域中相应地成立了一些组织,如1971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URPE)建立了现代经济学中的第一个妇女组织——妇女组织委员会(Women’s Caucus), 1973年美国经济协会(AEA)成立了“经济学职业中女性状况委员会” (CSWEP),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女性经济学家的地位和分布状况,并向她们提供帮助。
这两个组织在提高女性经济学家的地位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它们没有明确致力于推动女性主义经济研究,也没有提出女性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及推动女性主义经济研究刊物的发行。
因此,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在20世纪70年代惟一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女性主义协会的学科,这导致在女性主义理论、政策研究以及建立组织网络方面,经济学落后于其他学科将近20年。
1992年1月,经过众多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女性主义经济学国际协会”(IAFFE)在美国新奥尔良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非商业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不仅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经济研究,而且还为建立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国际网络提供了一个载体。
截止到1999年,IAFFE已拥有来自3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600多名成员。
IAFFE的发展已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迅速扩张的契机。
同时,借助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反主流经济学的声势,女性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
针对妇女在家庭、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等问题,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解释,甚至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试图重构经济理论。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IAFFE国际委员会主席组织了主题为“女性主义经济学:颠覆主流”的专题讨论。
为了扩大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和地区性学术会议,IAFFE每年夏季都要举行年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领域的学者自由交流提供机会。
另外IAFFE还于1995年正式创立了学会的期刊———《女性主义经济学》,为女性主义学者发表观点和进行争论提供了一个论坛。
该期刊因其公认的高质量和内容、主题方面的重要性荣获美国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奖。
二、主要理论观点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将性别的社会建构思想引入经济理论,利用性别分析的方法研究女性的社会性别问题。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就业和教育这三个方面。
虽然一些新古典阵营中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有过研究,但多数的女性主义者对新古典学派持批判态度,她们较多地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力图发展更全面、更具解释力的理论。
1.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
目前,采用新古典范式分析家庭问题主要有种途径:一种是由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新家庭经济学”,另一种是将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应用于家庭经济研究。
在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
因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用整体观和简化论对家庭作了“质点化”处理,家庭内部的结构和关系一直处于“黑箱”状态。
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一方面对这种整体效用论作了解释,认为家庭中利他主义的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其他自利的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则依附于男性,服从男性的效用函数,也就是服从家庭整体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新家庭经济学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家庭经济分析,认为妇女在家庭工作的生产率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和市场上的分工是效率最高的一种社会分工方式。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肯定了贝克尔的理论贡献,认为新家庭经济学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
另外,女性主义又对之提出了批评:(1)新古典理论处理家庭问题的整体论方法与它一贯主张的个人主义方法相矛盾,掩盖了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合作关系;(2)贝克尔关于男性主导地位的假设,只有在男性控制了足够多家庭收入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则非常少见;(3)贝克尔认为家庭决策只取决于家庭收入,忽略了外部因素对家庭内部决策的影响;(4)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家庭内部分工,只是将市场中的分工方式机械地移植到了家庭中。
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应用于家庭的经济分析中。
博弈论克服了以往理论的某些缺陷,将男女双方置于平等的博弈位置上,用合作和非合作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家庭中的合作行为。
男女双方的合作被看作是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
这种方法之所以受到一些女性主义者欢迎,是因为它坚持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用男女双方对称的地位取代了比较优势假说,并且对家庭消费支出、劳动力供给、婚姻不平等等现象作了较好的解释。
但是,也有不少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拒绝使用博弈模型。
她们认为,博弈论方法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性别分析。
博弈模型的假设前提尤为严格,如参与者只能有两方,孩子作为家庭重要一员被忽略了;过于强调交易结果忽视了对交易协商过程的分析;过分注重定量研究中的数学模型,它无法容纳许多定性的数据分析,这就缩小了其解释范围。
所以,新家庭经济学和博弈论都是“双刃剑”,虽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家庭问题的分析,但为保留其主流“身份”而坚持不放弃新古典研究范式,它除了为传统的家庭分工方式作辩解外,无助于女性主义家庭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在批判以往家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和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A.K.森(Amartya K. Sen)和B.阿加瓦尔(Bina Agarwal)提出的“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 conflicts approach)。
这种方法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
其创新之处在于,拒绝在理论分析中使用数学模型,更多地采用了定性分析。
森和阿加瓦尔还分析了以往家庭理论忽略了的影响家庭交易结局的因素,如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社会性别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意识形态等,其中共同体和文化对家庭内决策结果的影响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结构之间持续动态的相互作用。
阿加瓦尔还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在南亚的社会环境中,提高妇女家庭地位的最有效方式是保证其对土地的所有权,但这需要改变传统的规制性别角色和行为的社会规范。
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通过多种方式争取权利的过程。
2.劳动力市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 segregation)等许多男女不平等现象开始突现出来。
因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
对这一现象,新古典经济理论仅从供求两方面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歧视理论作了解释。
而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一方面在理论上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解释提出批判,并主要从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引入相关理论,对劳动力市场问题作了更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还通过向政府提出“赞助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同工同酬(pay equlity)、最低工资等建议,为妇女争取到更多权益。
劳动力市场中衡量女性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是职业和收入(工资)。
妇女受到的不平等对待主要表现为职业分割和工资差距。
新古典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从供给角度出发的经济学家否认存在歧视;劳动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妇女的经济地位是她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或是某些职业本身存在对性别的特殊要求,这并不构成市场歧视;人力资本理论则认为,工资差距来自于生产率差异,生产率差异是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追加投资方面的不同造成的;研究需求的经济学家认为存在两种形式的歧视:一种是贝克尔提出的“偏好性歧视”(taste discrimination),指雇主或同事在实际工作中对男性的偏好,这种歧视是非理性选择,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会自动消失;另一种是统计性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它的理论依据是人力资本差异和信息不完全,具体指从全社会总体来看,男性的工作价值要大于女性,又因为雇主和雇员间的信息不对称,鉴别雇员能力的费用太高,只好采用这种成本最低的甄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