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关于货币与物价关系的理论分歧崔健,柳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300071)摘要:货币学派在分析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一个内含的假定就是货币供给是外生给定的;凯恩斯学派则提出了内生货币供应理论。
作为流动偏好的存量分析,凯恩斯强调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意义和货币与其他资产的关系以及资产的流动性;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流量分析的一个特例,虽然它引入了凯恩斯的存量分析或“资产选择”,但他把这种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的基础建立在新古典生产函数和中央银行外生的货币供给之上,这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对于以上问题的研究,要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框架下,采用存量和流量相结合的方法,坚持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一体化的分析思路,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货币学派;凯恩斯学派;价格水平;内生货币供给;存量;流量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7-00014-05货币与物品的价格水平(包括价格的变动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价格水平是物品与货币交换的整体价格,因此价格水平也就是按物品计量的货币价格的倒数。
但是货币供给变动引起价格水平变动或决定价格水平的变动率的关系并不明显,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并没有一个先验的原因可以认为只是货币供给的变动决定价格水平的变动。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同的学派基于分析角度的不同提出了各自的命题。
有的将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必要条件进行表述:无论什么原因引起并加剧了通货膨胀,除非货币供给增加了,否则通货膨胀不会持续下去;有的表述为一种充分条件:货币供给的增加和其他因素同样引起通货膨胀并决定通货膨胀率;还有的则表述为唯一的充分条件:货币供给增长率,而且仅仅是货币供给增长率决定了通货膨胀率。
[1]以下我们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相关理论观点来进行对比分析。
一、货币学派的观点货币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末逐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人们习惯把当代货币数量说称为货币主义或货币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通过对剑桥方程式和费雪方程式的对比分析得出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时栖身和货币是资产这两个概念,奠定了弗里德曼货币理论的基础。
他赞成剑桥货币理论沿用马歇尔的商品供求分析原理并由此提出的剑桥方程式,认为从长期看,货币供给的增加是价格水平上升的必要条件,货币供给增长率唯一地决定通货膨胀率。
换句话说价格水平的变动率等于货币供给的变动率,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2]货币数量论的收入形式表示为:MV=PY其中,M代表(以某种方式定义的)名义货币供给,V代表收入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总指数,Y代表真实国民收入。
货币数量论者假定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V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真实收入Y不受任何货币因素的影响而被独立决定;在一个简单的封闭经济模型中,货币供给M由货币当局外生地决定。
这样货币数量论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价格水平决定理论,货币供给的改变会引起价格水平同方向、等比例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者简介:崔健(1971- ),女,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华北煤炭医学院管理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柳欣(1956- ),男,天津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货膨胀却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超过总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
”[3]他反对凯恩斯学派关于物价上涨的解释,认为“物价上涨的共同因素不是强大的工会,而是伴随着货币量迅速增加而来的需求的增加。
……物价上涨总是,并且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货币的现象。
”[4]弗里德曼通过一系列的实例来说明他的观点:美国工会在1961-1964年和1965-1969年都同样地强大,但前一个时期并没有物价上涨,而后一时期却出现了物价上涨。
卡甘在其著名的论文《超级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学》中指出,在超级通货膨胀时期,现金余额的大幅变化相对于价格变化率的大幅变化会有一些滞后,两者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反映这种关系的需求函数,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动态过程,其中价格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决定于当期的货币量和货币量过去变化率的指数加权平均,这一过程意味着过去和当前的货币量变化是超级通货膨胀的原因[5]。
同时卡甘以及他的继承者也都强调了,不仅是价格水平影响名义余额的需求,而且价格的变动率,即通货膨胀率也影响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而无论货币市场在任一时点上是否均衡。
货币数量论对价格水平的讨论所基于的货币供给外生的假定对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之前的货币数量与价格的关系似乎是有效的,即在使用金属货币时,由于黄金的发现会引起价格水平的提高。
同样在非市场经济中或由于战争等因素使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遭到破坏时,政府采用发行纸币的方式摆脱财政危机导致过量地发行纸币,也会使价格水平提高或产生恶性通货膨胀。
但是,这种遭到破坏的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并不完全是外生的货币供给,而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的相互作用,而且所导致的结构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6]。
数量理论家接受的另外一个假定即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他们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高度稳定的,比消费函数等其他函数更加稳定。
数量理论家不仅将货币需求函数看作是稳定的,而且将它视为能够对于诸如名义国民收入水平或价格水平等经济总体变量的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弗里德曼在其论文中也指出:卡甘通过对7个超级通货膨胀所作的实证研究,是在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所作的又一重要证明[7]。
二、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凯恩斯在货币与物价关系的问题上,早期也是货币数量说支持者。
他在1923年著的《货币改革论》里,对马歇尔和庇古的剑桥方程式做了修正,提出了他自创的现金余额数量说公式。
认为如果人们以货币形态保持在手中的购买力数额不变,物价将随政府纸币数量的多少而同比例涨落。
后来他受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的影响,逐渐背离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说。
凯恩斯接受了维克赛尔在价格研究上采用的“一分法”,并继承了维克赛尔关于货币数量通过利率传导机制间接作用于物价水平,货币对经济非中性的观点。
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里,凯恩斯已经否定了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存在着直接对等关系的理论,引入利率的传导作用,对货币数量改变后如何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储蓄和投资,间接对物价发生影响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认为“有失业存在时,就业量随货币数量作同比例变动,充分就业一经达到后,物价随货币数量作同比例变动”。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只有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才成立。
[8]与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货币数量论方法或现代货币数量论方法对比起来,凯恩斯理论强调事前的投资和储蓄流量的差异,以便确立一个“膨胀性缺口”,这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会移动价格水平。
[9]现代凯恩斯主义在继承凯恩斯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凯恩斯的一些具体观点和主张作了许多修正和发展,逐渐分化成两个支派: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在继承了凯恩斯主义传统和基本学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
现代凯恩斯主义在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时,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新剑桥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工资推动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该学派还进一步从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角度在更深的层次上做出分析,认为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民收入越增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越大,而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越小,这种相对份额的变化迫使工人们通过工会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资本家集团则不得不象征性地增加工资,但这种让步并没有真正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因为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中,国民收入的分配取决于利润率和工资率,而工资率可动。
资本家可以用提高物价的办法使实际工资率不变甚至降低。
由于货币工资率和实际工资率运动的不一致,使得实际工资率总是低于货币工资率,于是劳资双方的斗争不断,工资—物价的互相追逐就会不止,其结果导致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通货膨胀持续存在。
新古典综合派则提出了需求拉上说与成本推动说。
需求拉上说认为由于总需求超出总供给形成的膨胀性缺口的存在,物价必然上涨,以此来填补这个求大于供的缺口。
此时需求的增加对供给已失去了刺激作用,因此货币量的增加与物价上涨并驾齐驱。
成本推动说从供给方面寻找通货膨胀的成因,认为是由于供给本身的价格提高而引起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了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通过创建劳动市场理论,在经济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推导实际工资黏性的同时,论证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
其中的效率工资论、失业滞后论较好地解释了经济滞胀的原因。
三、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分歧(一)基于货币供给内生或外生的理论假定在上面分析货币学派关于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我们提到该理论的一个内含的假定就是货币供给是外生给定的。
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施瓦兹通过考察美国1881-1960年80年中的货币供应变动状况后发现,在导致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因素中,有86%是由高能货币的变动而引起的,据此他们认为高能货币的变化是广义货币供应量长期变化的主要原因,货币供应量是由货币当局控制的外生变量。
[10]卡甘也对美国1875-1960年广义货币量进行了分析论证,指出“高能货币的长期变动主要归因于黄金存量的增加,而在1914年以后又归因于联邦储备制的作用。
”[11]弗里德曼一直是弹性汇率制的拥护者,这使得他能够与他所坚持的货币供给外生性保持理论上的一致性。
因为对于一个固定汇率的小型开放经济来说,要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变化做出反应,国内货币供给确实会被内生地决定,这已是被承认的事实。
而只有在弹性汇率制下,单一国家的货币当局才可以单方面控制自己的通货膨胀率。
[12]凯恩斯学派在分析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基于和货币学派不同的假定,尽管凯恩斯是在外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的,但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温特劳布、摩尔却认为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决定货币供给,货币供给量的大小要依赖于货币需求的变化,提出了内生货币供应理论。
同时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在货币供应的增加和减少方面分布是不均匀的。
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的能力远远大于其减少货币供应的能力。
前文已经论及,如果货币主义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就表明,因果关系是从方程的左边到右边的,即从货币M到名义收入PY。
但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Kaldor,1986)、[13]摩尔(Moore,1988)、[14]道与萨维利(Dow and Saville, 1990)[15]以及拉沃尔(Lavoie,1992)[16]认为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