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摘要：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是中国移民史上的大事件，它对四川地区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就这一事件简要叙述鄙人的浅见，希望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明末清初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有所帮助。

关键词：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影响。

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背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背景是明末清初人口大锐减。

《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

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

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

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明末清初旷日持久的战乱，使四川社会经济遭受空前的摧残和破坏，人口凋敝。

清初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上任途中见所过州县境内人户“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遗，俨同空谷”[1]。

川东地区亦饱受战乱蹂躏，“各属尤空旷，草蓬蓬然植立，弥山蔽谷，往往亘连数十里无人烟[2]”以致地方大小官员纷纷上奏:“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3]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

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

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

二：清政府对“湖广填四川”采取的对策与移民热潮。

清朝初年，四川由于受战争影响人口锐减，但四川素有天府之称，土壤肥沃、水资源充沛，适宜于农业发展，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移民。

迁入四川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地。

对于向四川移民，清政府是积极鼓励的。

中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给予了进川移民极大的优惠。

一是社会地位的确认和保证。

康熙十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4]。

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

时四川民少而多荒地，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5]。

二是经济上的实惠。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6]。

辟土地起科年限一缓再缓，先是“准令五年起科”，后来又宣布早地十年起科，水田六年起科。

[7]这一点对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于是他们蜂涌入川。

清朝中期是移民的热潮，尤其是康熙和雍正时期。

康熙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明文规定：“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嗣后流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垦荒居住者，永行禁止。

[8]即在移民迁入四川后，不得再随意迁出。

雍正时，仅潮、惠二府和嘉州进川人户，“一县之中，虽少亦有千人。

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下万余。

[9]”这些迁出地区由于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当地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找出路，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的四川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

据甘汝来说，“潮、惠二府，嘉应一州，所属各县，或系层岩叠峰之区，或系海边斥卤之地。

此两府一州属生齿最繁，田畴甚少，耕佃资生之民，终岁劳苦，止供输租，不敷口食，所以，一闯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悦往”[10]湖南、湖北到四川的移民也很多。

从乾隆八年(1743)到十三年(1748)，包括广东在内的湖南人户，“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11]。

三：“湖广填四川”对四川人口的影响。

(一）人口大幅增长，劳动力增加。

移民涌入，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四川人口的数量增长很快，到乾隆中期，平原地区已移民的大量涌入，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四川人口的数量增长很快，到乾隆中期，平原地区已经出现人口过剩的迹象，“昔之蜀，土地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12]。

从乾隆十四年至嘉庆二十四年的70年间，四川的人口从250余万增长到2560余万，增长924％，至道光三十年，四川人口超过江苏，跃居全国首位，一直保持至今。

通过移民，四川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得到缓解，人口大幅增加，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四川从新变的繁荣起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二）改变的川东地区的人口构成。

大量的移民迁入川东，形成“土著绝少”“客民尤多”的鲜明特色，极大地改变了川东地区的人口构成，其中，尤以湖广移民所占比例最大。

严如煌《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东)民多外省搬人，而湖广之人尤多;”道光《夔州府志》卷16《风俗》亦载:“夔郡土著之民少，荆楚之众多”，甚至有“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之说。

当然，也存在着湖广移民分布较少的地区。

如川东北部的阆中、达县等县移民就以陕西人为多。

这是因为毗连陕西及湖广移民在向南北扩散的过程中呈递减规律分布的缘故。

湖广移民究竟在川东移民中的比例为多少呢?一些县志中的《氏族志》给我们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材料。

民国《云阳县志》卷23《族姓》收录了178个大姓家族，迁自湖广者有121家，占75%;民国《合川县志》卷9《士族》记载外省移入107个氏族，湖广籍为80家，同样占75%，如果保守一点估计，川东地区两湖移民所占比例在70%左右。

无庸置疑，湖广移民是川东移民的主体，“湖广填四川”也绝不仅仅是一句民间传说，而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

四：“湖广填四川”对四川农业的影响。

（一）劳动力增加，土地大量开垦。

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农业发展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山区的农业垦殖大幅增加。

中央政府对土地开垦采取鼓励政策，明文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垦辟土地起科年限一缓再缓，先是“准令五年起科”，后来又宣布早地十年起科，水田六年起科。

这一点对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推动力，土地开垦大量增加。

（二）新农作物的推广。

四川山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制约着对土壤肥力、光照气候、水利灌溉有不同程度要求的稻、麦、粟等传统农作物的生产，这些作物不仅产量低，而且大部分山区不宜推广种植。

迫切需要新的适宜山区环境的农作物品种来代替它们。

从十六世纪开始传人我国的美洲高产耐旱粮食作物玉米、番薯、土豆等迎合了这种需求。

这些品种传入后，不仅成为山区农业垦殖的主要内容，而且引起了种植业结构的深刻变化。

由于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番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土豆亩产亦可达数十石，山民们见有利可图，纷纷放弃传统农作物品种，争相种植。

]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富余的粮食又招徕更多的移民，同时刺激着人口的快速增殖。

最终的结果是导致移民们更加疯狂地砍伐山林，铲除植被，一切可供开垦利用的土地几乎都种上了玉米、番薯和土豆。

它们成为山区最主要的、播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移民在本地区农业垦殖的过程可以视为玉米、番薯、土豆的引种和推广的过程。

五：“湖广填四川”对四川工商业的影响。

（一）移民促进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在大量移民入川的人口中，许多人本来就是手工业者，他们携带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入川，在四川直接作为技术工匠进行手工业活动，如铸鼓匠人等等。

他们的到来无疑有利于四川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厂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以盐业的恢复和发展最为典型。

盐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动因在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口大幅增加使得人们对盐的要求大幅增加。

巴蜀地区自古就盐业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而移民的大幅增加使得巴蜀各大盐场重新恢复了活力并有所发展，直至咸丰年间因“川盐济楚”而达到最高峰。

(二）移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由于移民的大幅增加，农业和手工业都逐渐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商业往来更加频繁，商业繁荣起来。

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各种物产资源非常丰富，与外省的商业往来也比较频繁，随着移民的大量增加，商业变得繁荣起来。

外省移民入川促进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其一，移民为经商而入川。

随着四川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业繁荣起来，大量的商机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许多外省人大多是为了经商而入川。

其二，移民入川后选择经商。

商业的发展使商机大量增加，许多人为了发家致富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转行经商。

其三，移民经商带动本地人经商。

许多四川本地人本来只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受外来移民和商业暴利的影响，纷纷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总之，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六：“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的影响。

“湖广填四川”也给四川地区带来了诸多的文化影响,随着“湖广填四川”，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巴蜀文化那种有地方特色与地域风格的文化体系受到了冲击，以前四川人的思维沉寂与定势被打破了，而融入了许多新鲜和灵气，文化从内敛性走向包容性。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述南方文化时说：“南方其气温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为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巴蜀文化亦是如此。

辽阔宽广的四川盆地为中心，奇岭与秀江为点缀的地理环境犹如一个强大的磁场，长期以来积累起丰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底蕴。

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温和的气候，造就了他们温顺柔和、独立谨慎的性格特点。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四川这一隅之地长期以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因此其在文化方面也体现出内敛性。

但是伴随着几次重大战事的发展，四川经济出现了暂时性的窒息，大量外来人口的出现在文化层面上带来的异样冲击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同样的,移民的客家人由于要在新客居地立足，必须面对重重困难，团结互助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他们提倡“天下客家是一家”，要求客居他乡的同族人或同宗人精诚团结。

而且信奉“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人值得十人当”，“帮来帮去,石头变豆豉”。

土客文化相互影响与交融是一段接纳、包容和吸收的漫长过程，也造就了如今巴蜀地区人民团结互助、坚忍不拔、开朗勇敢的鲜明性格。

由于战乱造成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也因为迁徙过程中的生离死别，路途艰辛，人民也开始体会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于是原来的四川人民便和外来的移民一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共同推动着当地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进程。

而移居的客家人从心底深处也以来自中原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