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在党和红军面临危急的关头召开的。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人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在长征中，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
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
于是，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内容：一、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二、（1）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2）对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进行改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3）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1)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
(2)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3)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意义：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二、(1)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2)遵义会议的召开证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党以及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不断地把党及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
遵义会议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其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下一步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伍修权曾回忆说：“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
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作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有：第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伍修权曾回忆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指导，有有益的帮助，也有不切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问题。
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第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极度削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可以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正是由于这一转折，“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遵义会议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有益的启示：第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直接恶果是几乎断送中国革命。
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集中力量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我们党从此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是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要求我们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因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想结合的根本方向，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
第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遵义会议是在党与红军处于危急关头，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没有了“洋拐杖”，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使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机。
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也不论是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还是遇到较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国家。
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第三，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团结，正确的开展党内斗争。
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单纯地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没有给他们什么严重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帮助和等待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