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审美性看“魏晋文学自觉”说摘要：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一个在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是：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
但是何为艺术，又是一个让人说不清的概念。
但是无论艺术的边界多么难以划定，审美最为艺术的本性却得到了公认。
根据概念间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从艺术的审美性推出文学的审美本性。
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的审美性。
从这个点出发，考察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就有了三个方面的参照标准：一，文学的审美性有没有得到认识；二，有没有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有无审美观照下的文学批评。
以这三个参照标准重新考察文学自觉这个问题，发现早在魏晋之前文学自觉就已存在。
关键词：文学审美性；文学自觉；魏晋；汉赋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09-02一、什么是文学自觉“文学的自觉”说于20世纪20年代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首次提出，之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提及：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
鲁迅的再次引用使“文学自觉”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极有分量的存在。
从逻辑关系看，在弄清楚什么是“文学自觉”前，笔者有必要提一下“什么是文学”。
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因为每一个定义，都经不起一个同定义相悖的例证的反驳。
诸如“创造性的”或“想象性的”写作，表现性的语言组织，有系统的脱离日常话语的陌生化写作等等，凡此种种定义都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褊狭，要么过于宽泛。
文学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也一直在和各种文体纠缠不清杂交繁衍，以至于我们在企图认识一下什么是文学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时，却感到无从下手。
我们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下考察。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形成于18世纪。
在中国，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正义》中将其解释为“文章博学”，其义大抵相当于今之狭义“文化”。
率先看到文学独特性是南朝梁氏兄弟：梁昭明以“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为文学，梁元帝《金楼子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些说法都已比较接近今日之文学。
但是由于“经史子集”分类法长期以来的权威性，始终把文学宰割得支离破碎。
直到近代的王国维才做出来最富现代意识的关乎文学的说法：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
……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
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
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2]。
这完全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关乎文学的概念。
所以，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出现甚晚。
上述事实也说明“文学”是近代学科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关于文学的定义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一个在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但是，在关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上我们又一次陷入困顿。
韦兹认为艺术是一个无法给以定义的开放性的概念，郝伯特·曼纽什则偏激地反对任何给艺术下定义的企图，认为对艺术的定义和艺术创造性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所以在无法确定艺术边界的时候，定义“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无疑是没有意义的。
不管是否严格存在艺术的边界，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意识中一直都存在着艺术这个观念。
我认为艺术之所以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中并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就是我们探讨艺术本性的出发点。
康德在论述艺术本质时提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已经从某个角度找到了答案。
我们去欣赏艺术品，可能带有不同的目的，比如学习的目的，宗教目的，甚至怀着纯粹生理欲念的目的……正如马大康先生在《生命的沉醉》一书中所说：艺术之为艺术，就在于他在所有种种有限的目的之外仍存在着某种“东西”，正是因为这“东西”吸引着你，使你即便不抱任何具体目的也乐于去欣赏。
一旦去掉这“东西”，他也就不再成其为艺术，而只能是工具，布道书和春宫图之类[3]。
这个“东西”就是艺术的“审美本性”，简称审美性。
那么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自然包含着审美性，而审美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所在。
文学的其他一切目的，要建立在文学审美性的基础上。
所以审美性是文学成为自足存在的前提。
所以谈论文学自觉要以文学审美性作为理论起点。
文学自觉就是说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被认识，并有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
从文学审美性出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一，文学的审美性有没有得到认识；二，有没有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有无审美观照下的文学批评。
笔者发现早在魏晋之前文学自觉就已存在。
二、破题·文学自觉时代非始于魏晋魏晋“文学自觉”说始于日人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的提法，后来由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再次提及，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极具分量的命题。
随后有大量的学者对“文学自觉”这个命题进行了不同的论证，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文学自觉时代始于魏晋。
为了批判文学自觉始于魏晋这一结论，先看这一结论的理论立脚点。
日人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是这样论述“文学自觉”的：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
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
因此，我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4]。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是这样论述文学自觉的：他（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所以曹丕诗赋做的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
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1]。
鲁迅以曹丕“诗赋不必寓教训”，作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史料支持，再结合铃木虎雄的观点，可以将其立论点归纳如下：一、魏之前，文学总是背负着道德说教的包袱，道德说教是文学的主要功能和价值；二、魏晋时期，文学自身作为自足存在的价值被发现；三、文学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后，才走向自觉时代。
要推翻他们的结论，只需把其立论点驳倒就可以了。
第一个立论点是一个循环论证的结果：文学自觉就是指对文学自身独立性的一种认识，而文学独立的前提就是对文学自身的审美观照，审美成为文学的本质。
现在再看第二个立论点，魏之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没有被发现吗？龚克昌在《汉赋——文学自觉的起点》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精密严谨的论证对汉赋的审美性进行了学术考察。
对汉赋中的浪漫主义手法，辞藻的华丽，文章的形式美都做了详细严谨的考证。
那么，魏之前的文学只是作为道德说教的工具，其审美价值没有被认识的观点便站不住脚了。
原来早在汉朝，文学的审美性就已经被发现和认识。
至此，文学自觉时代始于魏晋的理论建构便摇摇欲坠了。
三、立题·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汉现在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自觉说。
龚克昌先生在《汉赋——文学自觉的起点》一文中对于文学自觉起于汉赋做了深入的论证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支持。
但是笔者尝试从另一个理论视角考察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问题。
首先，文学的审美性何时被认识。
先秦时期，《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强调的是文学对人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儒家认为“诗三百”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说的是文学的认识功能。
而在言辞方面主张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
墨家重视言辞辩论，法家则主张厉行法治，看重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
道家主张“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将文学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直接对立起来，认为美使人“失性”。
在汉代，尤其是在屈原那里，文学的审美性得以被发现并被激扬，屈原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比兴手法，以及华丽的辞藻，恣意的想象，各种植物的意象，将文学推向了美的极境。
汉人也对《楚辞》的审美性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
由此可见，文学的审美性早在汉代已经被认识，这成为文学拥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前提。
其次，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在何时显现。
汉人好赋，其中便含有审美欣赏的成分。
一个重要人物是汉宣帝，他说：“辞赋大者与占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熟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5]汉宣帝正面肯定了赋的审美愉悦作用。
经常命侍从之臣创作，并品第其高下。
鉴于汉宣帝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我们可以说汉时已经出现了围绕文学审美进行的创作和批评。
最后，我们来看汉有无从审美性出发的文学批评，就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
在浩繁的史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丝异彩就是司马相如。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儿百日而后成。
其友人盛览字长通，样柯名士，尝间以作赋。
相如日:‘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6]司马相如的创作理论强调了辞采的华丽和音韵的和谐动听，强调了形象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其本人，也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理论。
这都是对文学审美性的关注和强调。
可见，在汉代已经存在那么一股力量，努力使文学摆脱政治婢女的身份，获得独立的地位。
汉赋重视艺术形式，并有意识地区别于历史、政论等其他文体形式，并力图改变其单纯的教化作用，赋予审美以极大的关注，审美在汉赋中占据了极大的分量。
通过以上考证和辨析，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汉。
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j].北新，1927，(11).[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3]马大康.生命的沉醉[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5.[4][日]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j].艺文，1920.[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6]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三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