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解读：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201X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修改后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下称《办法》）。
《办法》对大额和可疑交易的多项具体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这无疑是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上又一项重要规章，作为反洗钱制度核心内容之一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变化必将带来中国反洗钱工作的重要变革。
研究这些变化，对于完善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于201X年颁布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下称修改前的《办法》）和《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2007年颁布）而言，既有小改也有大动。
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而言可谓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背后体现的是可疑交易报告监管制度由规则性监管向原则性监管的转变。
从规则性监管向原则性监管的转变
在国际范围内，规则与原则作为法律构成的两种典型的对应规范，经由英美法学家哈特和沃德金的理论发展，已普遍被视为法的构成要素。
基于原则与规则在法律文本中的主次以及金融监管中的不同应用，从监管渊源的区别上，国际上将金融监管模式分为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
虽然原则与规则在监管体系中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监管模式的争论却肇始于英国采取的原则性监管措施之后。
201X年以后，英国开始在银行领域推行原则监管。
自从英国将原则监管写进法律之后，原则监管的体系地位一再得到提高。
除英国以外，加拿大和新
西兰也被认为是原则监管的典型代表，这种监管模式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此后，就连一向崇尚规则监管理念的美国，也在朝向原则监管模式转化。
此次《办法》的有关新规定也反映了监管理念在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监管方式上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监管理念上更加注重监管的目标性。
修改前的《办法》在第11条、第12条、第13条分行业一共设置了48个具体的可疑交易标准。
同时在第14条设置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除上述三条规定的情形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现异常情形，经分析认为涉嫌洗钱的，也应当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与其通过设置具体条款针对具体可疑行为不同，《办法》则更关注预设监管目标的实现，未再具体规定可疑交易标准，而是运用一般性、抽象性的原则指导监管对象。
立法技术上更加注重原则的体系性。
相比于规则性监管而言，原则性监管中监管原则的体系性更强。
《办法》中可疑交易制度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对过往十年间监管经验的积累和制度的整合，将原本分散性的一些监管制度整合、提炼，以体系性的规定体现在一个法律文本当中。
如将可疑交易报告与恐怖融资交易报告的报告要求进行融合，统一在一个法律文本当中。
将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目标、金融机构履行可疑交易报告的原则、制定可疑交易监测标准的参考因素、可疑交易监测标准的评估要求等具有开放性的法律规定以体系性的方式展现在同一法律文本当中，使分散的监管原则具有逻辑性、关联性的体系性特征。
监管活动中更加注重被监管机构的高度自主性。
原则监管不但体现在法律文本的开放性上，而且体现在被监管机构的高度自主性上，这被认为是原则监管的
根本特征。
《办法》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对于如何落实监管目标，《办法》赋予金融机构极大的自主权。
在监测标准的制定上，《办法》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本机构的交易监测标准，并对其有效性负责”，即交易监测标准的制定权完全赋予金融机构，由其根据自身业务特点结合监管要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监测标准，等等。
监管模式转变带来的制度优势
可疑交易报告监管模式转变带来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工作的目的性增强。
原则监管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方式，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不是针对具体行为设定规则，而是根据目的设定原则，因而被认为能最大限度地杜绝监管套利，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和立法宗旨。
本次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修订充分体现了以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方式，改变了针对具体行为设定可疑交易标准的立法模式，根据监管目的设定可疑交易报告原则，因而能最大限度地防范金融机构被动地履行报告义务，进行防卫性报送，真正体现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立法宗旨。
二是工作的灵活性增强。
社会在不断发展，可疑交易的类型和模式也在不断地变化。
固定的可疑交易标准无法克服成文法规定的有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和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办法》的实施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克服了监管标准的滞后性，使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能根据市场和机构的宏微观风险状况适时调整监管和履职要求。
三是工作的高效性增强。
本次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修订为反洗钱义务主体发挥其主动性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各金融机构出于监管的合目的
性要求，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模式，这将有利于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降低各金融机构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成本。
监管模式转变后相关建议
尽管监管模式的转变会带来制度上的优势，但并不代表相关跟进工作可以有所放松，相反，监管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沟通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强化勤勉尽责要求，并引入市场评价机制，如通过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的介入，建立反洗钱评估工作的外部评价机制，加强反洗钱工作的外部约束，拓展反洗钱监管信息的来源渠道，缓解监管资源紧张问题。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可疑交易报告软法律规则体系。
原则监管离不开规则体系的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策略和模式在金融监管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可疑交易客观标准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可疑交易规则的消失，相反，未来的工作应当是在可疑交易监管原则的指引下进一步完善、丰富可疑交易报告标准。
只是这种标准的性质已从过去“硬法律”约束转向以反洗钱指引、风险提示、洗钱类型分析报告等为主体的“软法律”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