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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案例分析
马悦旅游132班 22213202 安乐死，一个令举世争议的重大医疗立法提案。

首先遇到来自医疗界的阻碍。

传统观念中，医生救人，延长人的寿命是天职。

医生无论以什么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人，都是医疗界无法接受的。

英国医学专家约翰·怀厄特尖锐指出：“人为死亡不在医学范畴。

”他说：“大多数医生和健康专家们认为，一旦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旨就被改变了。

它将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患者家属的主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

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活着哪怕多一分钟，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是怎么样的一分钟，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炼狱式的折磨。

他们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这种痛苦，即使是亲人和朋友也无法体会。

“汉中案件”可谓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一案。

案件大致如此：1984年10月，患者夏素文，59岁，被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

1986年6月，病情加重，被送入汉中市传染病院肝炎科住院诊疗。

经该院肝炎科主任、主治医师蒲连生诊断为：１、肝硬化腹水；２、肝性脑病（肝肾综合症状）；３、渗出性溃疡并褥疮２－３度。

入院后的第三天，病人烦燥不安，于1996年6月28日清晨开始昏睡，８时医院查房，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向该院
院长雷某询问病情，雷某答：“病人送得太迟，已经不行了”。

王听后，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免受痛苦，雷回绝。

９时，王明成及其妹王晓玲来到蒲连生办公室，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蒲先回绝，在王明成兄妹表示愿意承但责任后，蒲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王明成在处方上签了“儿子，王明成，6月28日9点40分”的字样。

护士长将处方
退回医生办公室，拒绝执行。

蒲又指令实习生为夏执行处方，实习医生不从，但在蒲的斥责下，无奈违心地为夏注射，实际只向病人的体内注射了75毫克。

蒲又交代接班医生李某，“夏素文若在12点尚未咽气,你再打一针”。

后李某又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让护士注射。

夏素文于29日凌晨5时死于病房。

（摘自《医德的困惑与选择：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80年，蔡根法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国内首篇介绍安乐死的文章后，仅有少量反对文章，随后多是对安乐死的肯定性的证明。

1986年6月28日，在王明成和妹妹一再请求对母亲实施安乐死的要求下，蒲连升医生为病人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

后来，王明成的大姐把蒲医生告上法庭。

汉中市公安局遂立案侦查，随后将蒲连升、医生李某、王明成和其妹收审。

同年9月，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和王明成批准逮捕。

当时此案在国内法学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

1986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多位医学界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

1987 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中播出安乐死讨论会的录音节目后，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很赞成，我认为
‘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1987年8月，在我国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安乐死学术讨论会”，百余名哲学、伦理学、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激烈的讨论。

1988年在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严仁英权威、儿科专业的泰斗胡亚美首次提交安乐死立法议案，并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
1990年3月，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汉中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并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在最高法院“不作犯罪处理”的批复下，汉中法院于1992年3月做出终审判决：王明成及蒲连升无罪。

199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就安乐死的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陈蕃等人发出《关于建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倡议书》，并拟就了《中国自愿安乐死协会章程（草案）》，受到社会的关注。

2001年10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该市首起"安乐死"的实施人梁万山判处有期徒刑5年。

92岁的梁母因脑溢血深度昏迷瘫痪，形同植物人。

67岁的儿子梁万山不忍其母受痛苦，为救母病钱耗尽。

一向孝顺的他终于用触电的方式结束母命，以后投案自首。

此案的审判结果更表明我国司法界视主动安乐死为故意杀人罪。

2003年，在“十届人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受中国另一位医学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2003年6月，国内媒体大量报道王明成要求安乐死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

2003年7月，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

十多年来，安乐死的各类事件不断发生，核心问题是安乐死能不能被伦理证明，立法是否有适宜的条件。

一、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1、整体性：公共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整体不仅表现在政策的内容与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政策过程中。

其规定的行为标准和设定的行为限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公共政策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制定的，而是针对多数人和普遍性问题制定的，它是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2、超前性：尽管公共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但它们是对未来的发展的一种安排与指南。

3、价值选择性：按照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分配过程，这里说的价值，不仅包括实物、资金和知识，还包括权力，声誉和服务等。

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选择，注重的是对那些有形和无形
价值的基本态度和根本看法。

也就是说，在选择政策方案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回答“应当怎样做”、“怎样做才有意义”等问题，这就是在作价值判断。

4、多样性：其多样性显然导源于政策的“公共”特征。

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调控功能和分配功能。

但从执行结果来看，政策表现出多重作用，有正面的，但很难避免负面作用。

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变化的，所以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万无一失，它既可能导致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既可能有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也可能有我们始料不及的事；既可能有我们易于发现的显现功能，也可能有我们难以觉察的潜在作用。

5、合法性：政府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法人行为”。

体现政府行为的政策，本身就具有一定法律性质。

6、政治性：如果单纯从公共与政策的概念上来看，公共政策本应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不应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党和政府都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其一切所为本质上都要服从阶级利益的需要。

尽管从表面上看，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行为有时并不带有政治色彩，如人口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等，但实质上还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这个需要简单的讲就是为了实现政权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7、层次性：从动态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从广义角度讲，政策过程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即政策制定阶段和后政策制定阶段（执行和反馈调节阶段）。

前一个阶段涉及问题觉察、议程建立、方案评估、政策采纳及其合法化等环节；后一个阶段涉及政策实施、信息反馈、效果评估、调整变更和政策终结等环节。

二、结合案例，总结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哪些？
答：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民个人的作用、利益集团的作用、政治领袖的作用、政府体制的作用、大众传媒的作用、专家学者的作用和问题自身的作用。

在这个案例中，影响安乐死成为政策问题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公民自身，也就是患者个人对安乐死的态度意见
（2）利益集团，如患者亲友等对安乐死的支持与否
（3）国家领导对安乐死问题的注意程度及政府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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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公众对安乐死问题的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舆论反映
（5）安乐死自身问题，以及有关安乐死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