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原因王振娜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称雄于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心，直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落后于美国。
研究当时欧洲社会的各种现象，我们不难得出欧洲有资格称霸世界的结论。
但若探究近代欧洲的历史，那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欧洲主宰世界的必然性。
回顾历史，公元1500年前世界各文明中心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
但是从1500年开始这个世界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①虽然当时欧洲称得上最重要的文化权力中心之一，但毫无迹象表明欧洲有朝一日登峰造极。
然而欧洲的崛起的确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不管是地理特点还技术创新，是多样的民族还是宗教上的变革，是军事上的飞速进步，还是得天独厚的贸易发展环境，各个原因都无一不与政治多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政治多元化局面成为促使欧洲强盛的关键所在。
（一）欧洲在政治上的多元化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在一个帝国解体之后和下一个朝代重新掌握中央集权之前所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一个政治整体，也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帝国，而是一片割裂的和封闭的土地”②。
为了控制整个欧洲，“罗马曾经做过最大的努力，但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中，主要政权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
”③欧洲偶尔出现的权力集中，如西方的查理帝国和东方的基辅罗斯公国，都不过是短时的；结果都以统治者更迭、国内起义或外敌入侵而告终。
政治上的这种多元化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
欧洲是由许多半岛组成的一个大半岛，地形支离破碎，不同地区在历史、气候和特产等方面有显著不同。
除了在与亚洲接壤①《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第3页上海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②《欧洲文明扩张史》陈乐明著第21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的地方有广袤的平原外，欧洲其它地方没有面积很大的平原，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地形是不能为骑兵帝国提供有利的条件以便其迅速实现统治的。
莱茵河和多瑙河是欧洲两条主要的河流,但它们不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那样形成广阔而富饶的流域，为勤劳并易被征服的农民大众提供粮食。
欧洲山峦与低地相互交错，山脉和大片森林把分散在流域的人口中心分隔开来，随之也就将各个经济贸易中心分隔开来。
这一切给欧洲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它既使建立统一控制变得困难，又减少遭受象蒙古人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为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提供了天然的保护。
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象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④政治多元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具有多样的民族。
可以说，民族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欧洲特殊的地形阻碍了大陆人们之间的交往而造成的。
同时，气候差异也造就了人们不同的性情。
尽管同在一片土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却没能形成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
“在欧洲，在不同程度上大约讲43种语言，使用的文字有三种；这加剧了欧洲之间的差别。
”⑤从而也形成了它政治分裂的传统。
国力的提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崛起的基本条件。
国家力量的核心是军事力量。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⑥在冷兵器时代军事上的变化助长了欧洲政治分裂的局面，一项军事技术的变革或作战技术的突破就可能帮助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
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各国之间的战争从各个方面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战略战术上，更强调战略和政治行动。
在军事布局上，军事力量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在技术上，筑城技术的变化最重要。
长枪、火器的使用使防御比进攻显得重要，“大约到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的垄断权，从而也使原来的薄而高的城墙的难以抵御大炮尤其是金属炮弹的缺点突显出来”⑦。
炮兵技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由注重大炮的制造转为注重搬运的方便和准确性、炮架的改进。
同时发明了炮耳，以及可以随身携带的火器；发射武器逐渐占主要地位。
在军队④《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第23页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⑤《欧洲史》（英）德尼兹•加亚尔等著第6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⑥《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
组织上，封建骑士及其士从的人数相对减少，而雇佣兵被广泛使用，军队组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
当时欧洲在城邦之间，其后在较大的王国之间形成了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的萌芽。
“政治生存条件发生了剧变，因而需要使一支有效规模的军队人数增多，而且要求受过更多的训练，纪律更加严明，并由费用更加昂贵的火炮和步枪加以装备。
持矛披甲、尚武任侠的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出现的是热那亚的大弩手,英格兰(或威尔士)的长弓手和瑞士的长矛手的时代,他们都受雇于出价最高的雇主。
”⑧武器技术的突破以及当时欧洲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使欧洲由某个国家压倒其对手有了可能。
但是，“很多竞争的政治实体都拥有或能够买到军事手段以维护其独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统治大陆方面获得突破。
”⑨“欧洲从中世纪进展到现代的时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以前的‘朝代国家’逐渐嬗变而为‘民族的国家’。
朝代国家的世袭君主不须向全民交代，而是他们自己对国计的盈亏一身担当，因而他们常向商人借债，有时甚至将皇家珍宝作抵押。
要是可能，他们还独断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赖债不还。
这些情形的存在都不能在法律上肯定私有财产权，同时也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
现代的新式国家，则行公债，政府的盈亏，不必由君主个人负责。
”⑩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内商人借得15万银马克，开世界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的先例。
从历史的演变进程来看，这就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势。
因为政府既成为了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民法的制定也可以以商法作基础。
举国如是，整个社会已慢慢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意味着民族主义的逐渐兴起，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
（二）近代欧洲的精神因素，则是人本位思想的逐渐回归，并且由此导向人性的解放，理性的解放。
而这种思想的解放是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得以实现的，时间跨度超过300年。
以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年代，欧洲告别中世纪。
从那时起300多年的变化，是恩格斯称之为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⑧《西方世界的兴起》（美）A.诺思等著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21页1999年版⑨《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第29页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11为什么说人本位的“回归”呢？因为从欧洲文化传统本质来说，是以个体的“人”为本位的，是从“人”出发的。
古希腊思想就是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罗马时期通过征服把人性政治化了，而基督教文明则让上帝去代表“人”，中世纪欧洲在教会权威和经院哲学的笼罩下，“人”的本质被神本位盖住了。
近代欧洲就是人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历程终于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上帝”的一部分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如果人还不能独立自主地去观察和思考，如果是把“理性”寄托在“上帝”身上，那么，人的行为不可能是自由的。
“然而，礼堂的统治的时间太长了，根深蒂固地渗入到每家每户，渗入到每个人的行为和思维当中┄┄，所以在‘人和上帝’的问题上的觉悟，必然要经历复杂的长期过程”。
12而这一切都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文艺复兴的最伟大之处在它既是古典的，更是创新的。
文艺复兴之所以具有开辟新时代的意义，更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富于创造力的“时代精神”。
它具有一种把中古时期远远甩在后面的前进冲击力。
“……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的再现，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
”13然而整个时代的文艺繁荣可折射出的社会和思想变革才是更伟大的，由此，近代欧洲的命运、前途确定无疑地有了新方向。
“文艺复兴的眩目夺人的光辉使教皇对其他理想全都视而不见,把罗马教廷领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
”14文艺复兴使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
“有关于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信心”15。
即使像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那样轰动的事件，都没有使罗马教廷有效地改变那种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尊荣的情况。
整个16世纪几乎被宗教革命的浪潮所占据。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人性与理性的解放，那么，宗教革命的冲击力则在于对社会的愚昧发起了攻击。
欧洲人几乎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所以席卷欧洲的宗教大分裂就涉及到每一个人，要他们作为选择。
在德国，群众对宗教深厚而真挚的虔诚也依然如故。
出版的书籍有一半11《自然辩证法》（德）恩格斯于光远等编译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欧洲文明扩张史》陈乐民著第13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3《自然辩证法》（德）恩格斯于光远等编译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4《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英)波特(Potter,G.R.)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上是宗教著作，甚至教会建筑和宗教基金由于人们的热诚而繁荣发展起来。
但是，马丁•路德为国内有势力的阶级所制定的道路，与罗马教廷所遵循的《罗马法》道路迥然不同。
《罗马法》与德意志人的民族愿望的传统背道而弛，罗马教廷对德国的财政剥削也使德意志人对罗马产生了敌对情绪。
“主教们公开抛弃了他们的法衣，丢掉了祝福式和其他的法事，当起军事领袖来了。
”16新教把宗教的教派统治打破了，代表了德意志民族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愿望和农民寻求解放的渴望，在这一点上人文主义和新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宗教改革和民族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
英国的情况与德国非常相似，最后都促使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国家的诞生。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了各国要求宗教改革、建立新国教的动力。
但是顽固的人不计其数，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与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形式出现对立面，他们将欧洲南部与北部分开，为反抗异教徒侵略的最‘正义’的战争,主动向土耳其人求和，以便让自己腾出手来进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