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就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国风·周南·关雎》也写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
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

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

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
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在《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如《卫风·氓中》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
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

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

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

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

赋、比、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繁荣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而且也是我们当代学子了解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这无疑也使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能够散发出永恒的绚烂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