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之精华1．思想基础——“孝亲尊师”儒家认为“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天地之行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父母是生育我们的恩人，要知恩报恩。
凡为人子，孝当竭力，夙兴温请，这是天之经、地之义而民之用。
所以孝是动物天性的光明，人间永恒之真理。
“师严道尊，人伦表率，养我蒙正，教我嘉谟。
”老师是生我们法身慧命的恩人。
人若没有智慧，与畜生无异。
因人也是动物之一，人比动物高是人有智慧，有道德观念。
智慧道德是老师教的，所以老师的恩德与父母是相同的。
父母跟老师对待子女、学生、子弟，可以说是爱护无微不至，期待更是殷切，教育也格外地认真。
因此，做弟子的人要常常念着父母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尽心尽力地顺从。
所以说，“孝亲尊师”是德性之根本。
2．核心思想——“仁”儒家思想，核心是“仁”。
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仁者，爱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旁人同等的地位上，推己及人，充分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的意志和心愿，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破除一切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体现在政治治理上，就是要“为政以德”，“节用爱人”，主张重视教养，改善民生，增强国力。
“仁”也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准则。
众所周知，孔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
他认为，作为“仁者”的君子，一定要有人格，有志向，能明辨是非，能守死善道。
他提出，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不善。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曾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原则真理的追求维护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不但教育了学生，对一个民族刚建进取心理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3．立身之本，处世之道——“诚”诚信，是儒家所推崇的处世原则。
《礼记·乐记》记载“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自古以来，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从商鞅辕门立木到曾子杀猪教子，“言必信，行必果。
”作为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以诚待人；要求我们要诚实，态度要诚恳，讲话要坦诚。
待人以诚，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功利思想，是心与心的交流，一定能在彼此间建立深厚的情谊。
如果有求于你，对你以诚，明日不求于你则弃之，长此以往，必成孤家寡人。
所以，坚持以诚待人，萍水相逢可成知己，沦落天涯可觅知音；得意之时不冷落朋友，失意之日有贵人相助，唯有真心换真心，唯有真情换真情，才是处世之真谛。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之精华——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正是治疗现今人伦道德衰微，人情疏离，社会冲突的一剂良药。
儒家思想的糟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这是一个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会。
君王不管多么荒唐，作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绝对不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估，更别说是批判了。
这不但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还把全国的臣民变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为一个受气包而已。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理论还在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
中国搞的那些阶级成分划分，正是儒家思想的“革命版”。
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孩子一出生就只能有农村户口，在医疗、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都远远不如有城市户口的孩子。
至于那些高干子弟比普通民众的子弟有更多的机会在官场上发迹这一事实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论出生、论血统的伦理思想从哪里来？从儒家思想来的！儒家思想最窒息人性的，要数孔子的这个训条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就是说，没有统治者的允许，人民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话、去行动的。
在民主社会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所指明的条款，人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看他们想看得东西、说他们想说的话。
如果人们做的某些事情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那么新的法律条款就必须因应而生。
在新的法规出台之前，人们的行动应该不受制裁。
所以文明国家里的法律是对人们行动的具体制约，而不是指明人们如何行动的行为准则。
孔子的教条与此恰恰相反，它规定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皇家贵族们制定的行为规范，它是束缚人民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
而历史上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这个思想。
长期以来，全国人民只有统一思想的份儿，只有与上保持一致的份儿，只有按照上面规定说话做事的份儿，而绝对不允许人民怀疑和批评。
孔子的这个思想，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
“忠孝”所包含的思想糟粕再来说说儒家提倡的忠孝。
如果是对国家的效忠，比如岳飞的事例，那当然比效忠一个政党或效忠某个“伟大领袖”更符合人民的利益。
象岳飞这样的军人，在文明国家里都是要效忠国家的，这是军队国家化的结果，是便饭，是最基本的要求，根本就不值得大书特书。
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军队往往都是效忠当朝皇上的，所以岳飞的故事才显得与众不同。
对于那个“孝”字，其中的糟粕路人皆知。
儒家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现今如果有个女人因为身体上的疾病不能生育，或者她根本就不想生育，你能指责她最为不孝吗？这儒家思想分明就是要将女人变为没有自尊又没有自决权的生育机器。
其荒唐、反人性之意不言自明。
以期盼明君来麻痹人民《大学》里有这么一段：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后人简述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在中国三千多年有史书记载的历史上，哪个帝王统治者是靠自己的修身养性来治理国家的？哪个帝王不是靠军队杀戮、血腥镇压、恐怖统治、甚至焚书坑儒来坐稳其帝王交椅的？对于当权者而言，如果其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如果其权力不受限制，任何一个人去当权，不论其修身养性的层次有多高，结果一定是个独裁者，甚至是个暴君。
世界上也有不用靠血腥镇压、不用靠屠杀人民、不用靠恐怖统治而上台的政府，但这些政府多数出自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欧美国家。
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即使自身的涵养不太完美，象克林顿还乱搞男女关系，但是国家却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自由自在。
为何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单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是绝对不能造福于人民的。
不单单中国的历史，即使在世界历史上，在实施民主制度之前也没有哪个帝王是靠个人的修身养性来治理国家的。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把帝王的权利交给人民，让人民来决定谁当国家领导人，并有权更换不合格的领导人。
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确保长治久安、天下太平、人民自由、社会进步。
儒家思想片面强调人的修身养性，极具欺骗性，而绝口不谈那些不受制约的皇权正是产生腐败和荼毒生灵的根源。
其实，真正可以使天下太平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民主的社会制度，不是个人的什么修行。
正是与民主制度相对立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人的堕落、暴君的肆虐、人民的惶惶不可终日、以及对人民创造性的严重压制。
儒家思想一直提倡“君权天授”，而不是“君权民授”。
为了让人民有个盼头，它告诉人民：如果君王也修身养性，天下就会太平，人民就会幸福。
它的目的是麻痹人民，让人民整天做梦，永远期盼出一个修身养性层次极高的“明君”，却不让人民直接参政、不让人民选择心目中最佳的君王人选。
可是中国历史上出过几个明君呢？确切地说：一个也没有！但是人民就这样在儒家思想麻醉之下期盼“明君”期盼了几千年。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成功的精神鸦片专制制度不但充分利用儒家思想，还篡改歪曲儒家的部分论述来为其服务对于帝王而言，任何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思想都是求之不得的。
既然儒家思想有浓重的奴才意识，历代帝王崇尚儒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非但崇尚儒学，更有把儒学断章取义者，如把《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的一句牢骚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变成这样一个集权统治的理论依据而流传千百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而言之，儒家思想是催生奴性的思想根源，对中国千百年来专制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被儒家思想深重毒害的中国，正是产生邪教和发展邪教的温床。
社会在形式上虽然也批判过儒家思想，但是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许多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奴才意识。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儒家思想，毕竟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精华部分。
至于如何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这里只想强调，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现代文明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在儒家思想里几乎找不到。
我们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一代人，学习外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也是很困难的。
但是人类社会总要要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也是一样要向前发展。
中国人当了几千年的奴隶，如今也已经厌烦了。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他们体现着中国的希望。
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近年来，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东亚滋生和蔓延。
许多有识之士提出重建精神价值。
韩国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和台湾的读经教育等相继出现。
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找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
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的精神力量。
而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正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了“为政以德”这一治国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把它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上。
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
一直以来，在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各层关系之间的问题上，在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问题上，东亚与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
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而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就强调了儒家伦理的作用。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
这种经济形式叫做“儒学资本主义”。
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说：“《论语》加算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
”确实，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企业如此，日本经济怎能不繁荣？此外，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也是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新主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