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本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生依附于人，并且离开了人就不复存有;而物质文化遗产在形成后则不依附于人，以其有形的状态独立存有。

从这个点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天然的“以人为本”的属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点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照此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相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①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权威定义中能够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生就是依附于人的，这种依附不但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人创作出来的，而且还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人就不再是其本身，因为绝绝大多数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产活动，存有于生产者实行的生产劳动中，是以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形态而存有的，这也是“非物质”的含义所在。

比如，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经常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或民族歌舞表演，仅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载体，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一种知识、技能或节庆，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存有于人们眼睛能看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态载体之中。

再如，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所见到的颜真卿、柳宗元写下的一个个漂亮的毛笔字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颜真卿和柳宗元高超的书法写作技能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能隐藏在他们书法作品的中，并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体系的写作技能———中国书法。

在这个案例中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流传下来的颜真卿和柳宗元书法作品真迹是珍贵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而隐藏其中的书法技能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此看来，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这样的一体两面性，比如歌舞和乐器演奏技巧、民族医药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

由上述例子能够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能脱离人而独自存有，它往往是一种生产技能，像知识一般只存有于人的脑海里。

正因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不亚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的土壤，传承人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强弱，而且像颜真卿、柳宗元这样的传承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传承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危机201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能够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理应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展开传承活动。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理应参照执行本法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并将所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予以公布。

”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展开传承、传播活动：(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展开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四)支持其展开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一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理应履行下列义务：(一)展开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能够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水平的，文化主管部门能够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①能够看出，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着明确的定义，并且给出了明确的资金和政策扶植措施，也明确规定了传承人需要履行的义务。

但是，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依然存有传承人紧缺的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作者于2014年12月初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别采访了两位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位于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的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附属苗医医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该院拥有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九节茶药制作工艺和侗医药过路黄药制作工艺。

作者采访了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袁涛忠医生。

在谈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有何值得改进之处时，袁医生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政策不好，而是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人的思想还跟不上政策的步伐。

苗族和侗族因为身处交通相对落后的山区，与外界交流偏少，长久以来形成了保守顽固的思想。

苗族与侗族都属于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所以苗医药和侗医药的传承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口口相传。

而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民族医药传承人因为觉得仅靠给乡亲看病而象征性地收取微薄的医药费不能致富，也开始陆续外出打工，这样造成了很多珍贵的药方现在实际上已经失传。

吴培焕是黔东南州民族歌舞团资深侗族大歌演员，侗族大歌作为贵州省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

采访中，她谈起了侗族大歌传承人面临的危机。

年近五十岁的吴培焕是黔东南州黎平县口江乡人，她的母亲是一名侗族大歌歌师，从小耳濡目染，吴培焕也逐渐喜欢并学唱侗族大歌，并于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黔东南州民族歌舞团，从此当上了一名侗族大歌演员。

1986年和1988年，吴培焕作为中国文化访问代表团的一员，以前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马来西亚表演侗族大歌。

回忆起在法国巴黎的表演经历，吴培焕激动地说：“当时那些专家真的是喜欢得不得了，演出大厅内全部坐满，连过道上也坐着人。

我们一口气唱了36首侗歌，几乎涵盖了所有门类的侗族大歌歌曲，有琵琶歌、牛腿情歌、笛子歌、玩山歌、河边歌等等，表演完所有歌曲后，在场观众还意犹未尽、不愿离开。

观众的热情难却，姑娘们又加唱了五首歌，之后观众仍然不肯离去，是在中方带队同志的苦苦劝说之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的。

”后来吴培焕问了其中一位外国声乐专家，为什么你们听不懂我们唱的歌词还这么喜欢我们唱的歌?专家回答她是因为侗族大歌的曲调实在是太优美了，而音乐是跨越国界的，所以大家凭着韵律就会爱上侗族大歌。

但是谈起传承人的流失，吴培焕流露出一丝忧伤，因为外出打工比在歌舞团唱侗歌赚钱多，近些年已有很多传承人选择了远走他乡。

另外，黔东南甚至贵州省内，至今仍然没有一所专门的侗族大歌音乐学校，也没有一家专门经营侗族大歌的演艺公司。

像吴培焕这样能够进入州一级歌舞团的侗歌传承人在他们乡乃至全州都只有少数，那些没有国家财政供养的大歌演唱者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另谋生路。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采访，作者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承人因为得不到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选择外出打工的现象很突出;二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有待挖掘，传承人和很多当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熟知的苗药、侗药或侗族大歌蕴含的巨大医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欧美医学界对于中医的重视水准不亚于国人，而吴培焕在法国巴黎的表演经历也说明了国外声乐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

所以，如何使传承人对流传到自己身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信心，并且能够通过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当前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市场化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本化”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传承人危机，本文结合上述调研，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

所谓“人本化”模式，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层面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人本化”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人的繁荣与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际公平的基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问题上，有学者已经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应归属于来源群体和传承人”。

①而在侗族大歌发展演化的历史中，也充分说明了这个点。

侗族大歌作为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其盛行的清乾隆年间曾出现过3个著名的歌师，即陆大用、吴万麻、吴金随。

他们一生创作或编唱的很多侗族大歌被后人称为“嘎大用”(陆大用创作的大歌)、“嘎万麻”(吴万麻创作的大歌)和“嘎金随”(吴金随创作的大歌)。

在侗族大歌流传的南侗方言地区，他们创作的侗族大歌占侗族大歌流行曲目的80%，至今人们仍在传唱或用其歌调填新词传唱。

②由此可见，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大主体中地位最为重要的主体，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拥有文化权利，又拥有财产权利。

所以他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又是市场主体。

与此同时，传承人又是其他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桥梁与纽带，并辅助其他主体产生作用。

在传承人的特殊地位之上，“人本化”模式中包含了三大类主体：市场主体、文化主体以及行政和法律主体。

(一)市场主体传承人、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市场主体。

作者在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危机时，找出了形成危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传承人不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中获取充足的经济利益，而市场化则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传承人的身份变成了文化商品的生产者，负责向消费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文化商品。

但是，当前的文化市场上，无论侗族大歌还是苗药，都缺乏完善的市场运作，即由专门的经营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包装、宣传和营销，将非遗作为商品投入市场。

所以，经营者也是市场主体中的重要一环。

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医学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就能够推向市场实行交易，当然前提是商品要合法。

将商品推向市场实行交易，就能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转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艺术或医学价值转化为传承人的收入，为这些价值买单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需求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或是到侗寨旅游途中观看侗族大歌表演的观众，抑或是购买苗族医药对骨折实行治疗的患者。

(二)文化主体传承人、学者与共生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文化主体。

传承人作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天生就承担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创新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传递者和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