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作为一种言谈智慧——简论维柯的广义修辞学思想摘要：维柯的修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1699至1707的早期六个演讲和第七演讲（即后来出版单行本的《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
纵观其理论，在提升其学科境界的努力上，在与文学、政治、法学、历史诸人文领域结合的尝试上，都显示出了一种广义修辞学的角度和立场。
维柯试图跳出学科分门别类的窠臼，在探讨人类智慧的背景下，在建立学科教育体系的广角视野中，在观照作为人的全部灵魂能力的情况下，重新打量和定位修辞学。
维柯对修辞学的提升与尝试，对当下中国修辞学的突破与转型也许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维柯修辞学智慧1698年，维柯凭借对昆体良修辞学著作的讲述竞选到了那不勒斯大学修辞学教授一职。
这一职位的正式职责就是要求维柯在每年的10月18日新学年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历年的开学典礼演说中，关于文体、辞格等修辞学技巧的讲授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以至于克罗齐曾作过这样的判断，即修辞学教授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对维柯起到什么影响。
（Vico in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preface, p.xiii）这个判断是相当偏颇的。
维柯的修辞学造诣非常深厚，他对古典人文传统极其重视，曾悉心揣摩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对西塞罗、昆体良也十分熟悉。
他在各种典礼仪式上发表过演说，创作过悼词和挽歌，还写过各种形式的铭文。
出于个人的兴趣，他还写作过大量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的诗歌，其中有不少优秀作品。
(《新科学》，第600页；Vico in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第13页)而在历年的开学典礼演说中，尽管没有讲述和教授修辞这门学科，但在行文中，维柯或用比喻、或用排比，长句复杂谨严，文风气势恢宏，足见对修辞手法的运用极为娴熟。
事实上，维柯历年开学典礼中演说内容的安排，恰恰是出于维柯对修辞学学科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考虑。
他在第七次演讲（即《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的结语中指出，之所以不讲修辞学技巧，而是在历年演说中“极尽各种论题，穷究一切知识”（《维柯论人文教育》，第187页），正是修辞学的特性与修辞学教授的责任使然。
他说：“我关心得更多的是我作为修辞学教授的责任：因为当我们极其睿智的前辈们创建这所大学的时候，就规定修辞学教授即意味着他应该相当熟知一切科学艺术，以便在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演讲中，劝勉青年学子们去钻研掌握一切门类的科学艺术。
伟大的培根在献给英王Iacobus的关于大学建制的建议中，就曾不无道理地说道，如果青年学子们没有完成所有的研究课程，那么他们离修辞学研究还差得很远。
因为，修辞学如果不是华美、渊博、合于常识的言谈智慧又是什么呢？所以听众们，既然没有对一切科学艺术的渊博知识的了解就不可能得到这个教授职位，那么他身处其职，又怎么可能忽视呢？并且，既然他必须全面青年学子们去钻研一切门类的学问知识，难道他不应该阐明如何发挥各门知识的优势，如何避免它们的弊端吗？”（《维柯论人文教育》，第187页）在这段话中维柯还特地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观点（I，1,1354a），即修辞学关心的是“所有人类都应该认知的对象，而不是一门特殊知识。
”维柯这段话极为重要，他作为修辞学教授，却不讲授辞格、文体，并非出于个人能力的匮乏，而正是出于对修辞学重要性的清醒认识：第一，修辞是一种“华美、渊博、合于常识的言谈智慧”，它和知识、德性一起，成为真正的智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修辞学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教授辞格、文体等具体手段，而是养成这种智慧。
第二，要想获得这种言谈智慧，必须受到系统的教育，“去钻研掌握其他门类的科学艺术”。
对修辞学的学习，需要建立在其他科学艺术的学习基础上，只有这样，修辞学才能获得更为广阔和生动的知识源泉。
（这里维柯所指的对象正是他的演讲听众——进入大学学习的青年学子们，所以维柯认为这些青年学子是具有一定的禀赋和潜能，应当也能够受到系统的教育，并最终获得知识、德性、修辞结合而成的整一的智慧。
）第三，维柯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修辞学关心的是“所有人类都应该认知的对象，而不是一门特殊知识。
”维柯认为，有些人生来具有一定的禀赋和潜能，适合培养理性、获得知识和德性（如上文所提到的青年学子们）。
但有些人或是因为能力有限，或是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导致无法发展理性获得知识，或者未能培养德性，这些人正是维柯所称的“常人”。
因其禀赋的缺乏，不能期望由他们自身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和德性；对他们的教化，只能由智慧者通过修辞，通过演说，来激发他们的情感，激励他们的意志，最终使其能够间接分享知识、德性的智慧光芒。
可以这样说，维柯在此已经跳出了学科分门别类的窠臼，在探讨人类智慧的背景下，在建立学科体系的广角视野中，在观照作为人的全部灵魂能力的情况下，重新打量和定位了修辞学。
纵观其理论，在提升其学科境界的努力上，在与文学、政治、法学、历史诸人文领域结合的尝试上，都显示出了一种广义修辞学的角度和立场。
一修辞学：华美渊博的言谈智慧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肇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与修辞学之争由来已久。
事实上，许多对修辞学的质疑与诋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哲学出发对修辞学的俯视。
柏拉图认为，智慧只能是对“idea”的认识和探索，哲学就是“爱智慧”，这种“爱”就体现在哲学家对智慧不断地追求和趋近中。
从这一核心思想出发，柏拉图指出，因为修辞式推论大都是或然性的，它往往不以普遍性原则作为前提进行推证，所以修辞学显然不属于“智慧”的范畴，它只能是为哲学服务的一种手段，其好坏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阐明哲学所追求的客观真理。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指出，真正的修辞来自神灵的启迪，真正的修辞家在演说时，是神在说话。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修辞学，才能凭借对真理的服从、与哲学的一致，勉强算作有益的学科。
单凭修辞学本身是不能认识真理的，所以修辞本身不能算作智慧，而只是智慧的表达手段。
和柏拉图以降的重哲学、轻修辞的观念正相反，维柯将修辞学擢升到了与哲学同等的高度，成为智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维柯指出，真正的智慧，必然是知识、德性、修辞三者的结合。
维柯将人的机能分为三种：作为认识能力的心智（mind）、作为行动能力的精神(spirit)、以及语言能力。
首先，认识的对象是那些确定的事物，例如天体的运行、自然的规律等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必须运用理性去认识。
而认识的成果就是知识和真理。
其次，行动的对象则是关于人的事务，这些是不确定的，充满机运和偶然，往往取决于人的意志和精神。
人运用意志去行动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而实践的原因和目的，都是“善”，“善”的体现就是各种德性。
第三，语言能力就是指的说话，而“说话”一词在古希腊语汇中就是logos，所以语言能力和理性有关。
但同时，语言又往往是生动形象的，和人的情感、想象有关。
维柯指出，智慧正是这三种机能的完成与实现。
即作为确定认知的知识、作为正当行动的德性、以及恰当而得体的言说（修辞）。
至此，智慧不再像柏拉图所坚持的，仅仅意味着理性求知的结果——这样的理解是对sophia一词丰富内涵的窄化。
智慧还必须包括德性与修辞。
“智慧，正如最常说的，包含了对神的事物的知识、对人的事物的审慎智慧1（prudence），即作为德性的实践智慧——笔者注）和言说（orationis）的真理与恰当三者在内。
”（《维柯论人文教育》，第100页）从这一立场出发，维柯反对将真理作为唯一的追求。
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维柯不止一次地抱怨，“今天在几乎所有的学问研究中，只追寻一个目的，那就是真理。
”（《维柯论人文教育》，第120页）“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的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当我们竭力耕耘于自然科学时，却忽视了伦理学，尤其忽视了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讨论的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心智（ingenio）及其情感如何适应公民生活和论说雄辩，关于德性和罪恶的本质特点，关于善恶的各种艺术，关于不同时代、性别、条件（conditione）、运气、民族、国家等的不同社会习俗特征……”（《维柯论人文教育》，第140页）维柯反对的并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将真理作为唯一追求。
因为这必然导致真理对常识2的压制、理性对情感想象的漠视；由此而来的是理性跨越它所应有的界限，人性丧失其丰富和深广从而沦为片面求知的人。
因此，维柯将人作了由低到高的区分：既不关心最高真理，又不关心生活实际的人，是为“愚人”，这是最低的。
不关心永恒不朽具有超越性的最高真理，只关心实际生活和眼前利益的人，是为“精明的文盲”，这是第二低劣的。
而第三种人，则是“不审慎的学者”，他们不关心生活、不尊重常识，只追求最高真理，并试图从最高真理中推导出一切（哪怕是充满偶然与机运的现实生活），这样的人，维柯指出，“由于直接从属和真理出发来理解特殊，很可能会在曲折颠簸的生活道路上跌倒。
”(《维柯论人文教育》,第142页)这三种人，都是盲目的，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智慧者。
而作为理想状态的真正智慧的人，一定是既关心作为最高真理的知识，又拥有生活实践的德性，并且能够掌握修辞这门艺术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在生活实践的曲折不定中采集着永恒真理”。
（《维柯论人文教育》，第142页）理性能力与感性能力兼备，对真理的向往追求与对常识的熟谙尊重结合，知识、德性、修辞达到完满和整一。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实现了“整全的人性”，拥有了真正的智慧。
二修辞学：教育的起点与终点在为修辞智慧正名之后，维柯进一步关注的是如何获得这种智慧。
他指出，修辞学这种言谈智慧的掌握，必须依靠教育。
维柯根据人的学习能力的发展，梳理了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学科理路。
在这套由易而难、由具体至抽象的体系中，修辞学（语言）首先是教育的起点，是学习的基石。
在记忆力旺盛而理性尚未确立的孩提时代，首先需要学习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建立人类社会最强有力的武器，所以学习就该从语言开始”。
（《新科学》，第607页）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历史、文艺、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乃至伦理智慧、道德神学、法学智慧的学习。
这也就是说，没有语言（修辞）的掌握，知识与德性的获得都将无以为凭，智慧也将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维柯进一步描述了人由于缺乏修辞能力、语言幼稚贫乏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无数事物和场合都无法呈现于心灵之中，并且，每当心灵为了表达它的活动，因而想要寻求语言的帮助时，都会失望而归。
甚至是，在混乱、蹩脚和粗野的言谈中，有欠庄重的语词欺骗了心灵的各种认识；或者由于语词肮脏卑俗，从而使语言污秽不堪，或者由于语词含义模糊，从而欺骗甚至背叛了表达，以至于理解与表达全然不同，甚至理解为语言表达本身所蒙蔽。
”（《维柯论人文教育》，第96页）首先，没有语言，万事万物根本无法呈现在心灵中。
也就是说，没有语言作为中介，没有凭语言来指称和命名，心灵根本无法认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