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向会道门的转变——以政府法令为视角的探讨2011-04-19 18:06:52刘平唐雁超【英文标题】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ecret Religions to Superstitious Sects during Late Qing Period: Viewing from the Governmental Decree 【作者简介】刘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雁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250100【内容提要】中国的秘密教门源远流长，并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而备受瞩目。

秘密教门本质上是民间宗教，后来由于官方正统思想的敌视和明清法令的禁止，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秘密教门。

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诸多秘密教门开始转型，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结社性质日益显著。

民国以后，秘密教门进入了新的会道门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了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并力图将宗教、结社活动纳入政府管理之下。

同时，由于民国初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会道门得到了迅速发展。

【关键词】秘密教门会道门政令法律主持人：刘平主持人语：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最初是下层民众为了信仰、生活互助等原因而结成的民间组织，它们有着独特的内部结构、信仰、行为和语言，这些因素往往不为统治者或主流社会所接纳，甚至排斥、镇压，最后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成为秘密结社，又被称为“地下社会”，或是“邪教”、“黑社会”。

传统观点将秘密社会分为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简称“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或秘密帮会）两大类型，二者在组织结构、信仰、仪式、成员构成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往往发生着某种渗透和融合。

就其演变而言，秘密教门于乾嘉以后势力渐衰，至民国后一般以会道门称之；秘密帮会则在清中期以后大量孳生，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迅速膨胀蔓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根本上看，秘密社会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可谓社会秩序和政治变迁的“显示器”，其组织是下层社会成员的聚合体，其活动折射了整个社会的运行，反映着社会的稳定状况。

可以说，秘密社会的产生、发展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研究秘密社会，不仅是对下层社会群体的研究，而且可以通过对秘密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及其与正统社会、政治势力博弈之研究，展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象，再现历史的完整进程，避免“政治”与“历史”的“碎片化”诠释。

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团体——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也对这一领域给予了高度重视，代表作如美国韩书瑞著《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欧大年的《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以及王大为著《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 Qing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外学者的研究，使得笼罩在秘密社会身上的神秘外衣逐渐揭开，但客观而言，这一研究领域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如秘密社会的历史定位、区域性秘密社会研究、中外比较研究等。

同时，秘密社会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这组文章的主题都是围绕中国秘密社会展开，涉及到民间秘密教门的嬗变、秘密社会与政治势力的博弈以及区域性会道门研究。

研究资料或来自档案资料，或来自权威机构编纂的资料汇编，并充分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准确翔实，论证严密。

当然，这组文章也有不足之处，如史料的阐释、研究方法的创新等。

我相信，这组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注意，推进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

谈到秘密教门，我们通常指的是明代中后期逐渐兴起、以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救世为信仰的各种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简称“教门”。

尽管“秘密教门”这个词的使用和指称已经广为认可，但是人们仍然觉得它的内涵可能过于狭小，西方学者在替代名称的使用上就出现了五花八门而含义模糊的情况：民间宗教运动（popular religious movemems）、异端教派（heterodox sects）、异议教派（dissenting sects）、中国教派主义（Chinese sectarianism）、中国教派宗教（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民间教派主义（folk sectarianism）、大众教派主义（popular sectarianism），等等[1]。

国内研究者在名称的使用上也颇为混乱，包括秘密宗教、民间宗教、民间秘密教派以及白莲教等，不一而足。

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民间宗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中性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教派确实因为其行为不为官方、主流社会所容忍，通常被指为“邪教”，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或半秘密活动，所以，在研究这些教派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层面而言，“秘密教门”一词应该更为合适。

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认为，16世纪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教派宗教，她称之为白莲教①，不过，“从一开始白莲教就有好几个教派创建者，他们靠发展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网传播教义，使这一宗教内部分裂。

”[2]20世纪初年，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探讨过秘密社会的两大分支：“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

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要皆为白莲之分系。

”[3]作为秘密社会研究领域的专家，蔡少卿教授对“秘密社会”也有定义：“秘密社会就是一种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抗衡于政府的秘密团体。

在旧中国，就是一些异端教派和会党组织，也就是统治者所说的‘教匪’和‘会匪’。

”[4]由此可见，秘密社会大致包括两个部分：八卦教、清茶门等秘密教门，以及天地会、青红帮等秘密会党（帮会）。

新中国成立后，秘密教门作为秘密社会的一大分支，因为与农民起义和民众运动大有联系，故而研究者一直不少，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战争史”逐渐冷落，近年来受宗教、“邪教”研究盛行的影响，秘密教门的研究也有一番兴盛之景。

至于“会道门”，《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会门、道门的合称，指旧时的某些封建迷信组织。

”[5]这种释义过于简略，实际上，会门、道门主要是指清末出现的大刀会、一贯道等民间带有宗教性质的结社（包括武装结社），流行于民国年间，一般合称为“会道门”。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于会门、道门存在着不少消极方面的影响，解放区人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颁令进行取缔，在各省、市、县所发布的取缔解散公告中，将其统称为“会道门”，后来，“会道门”一词作为专有名词，特指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沿用至今。

这些说法其实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对于会道门如大刀会、红枪会的利用是广泛存在的事实，后来由于会道门的信仰与人民政权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便逃脱不了被取缔甚至镇压的命运），实际上，会道门仍然属于秘密教门的范畴，清代已经有某会、某道、某门之说，到民国时代由于法律上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诸多以会（红枪会、大刀会等）、道（一贯道、九宫道等）、门（理门等）命名的宗教救赎团体一变而为“合法”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今，中国《刑法》中有关于处置会道门的专门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有关于“邪教”的法律界定，那么，秘密教门、会道门、邪教，抑或民间宗教，相互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对此，我们将另文论述。

这里着重梳理从清代的秘密教门到民国时期会道门的转化。

一、清代治理秘密教门的对策秘密教门被视为邪教异端的情况，由来已久。

《论语•为政第二》中，孔子有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进一步将异端定义为与孔子和上古圣贤学说相背离的一切说教，因此，统治阶层敌视任何不是建立在儒家经典基础上的学说。

虽然佛道二教得到了统治者断断续续的认可（有时甚至是狂热信奉），但允许民间宗教活动则通常是不予考虑的。

在统治者眼中，民间宗教教派聚会集众，其教主在信徒中拥有无上权威，可以轻易地发动信徒，其行为居心叵测，潜藏着对正统权威的挑战，对正统秩序构成了威胁。

明清法律中有很多对异端的惩处条文，对民间流行的教门，都以左道异端、师巫邪术、聚众烧香等罪名不断予以镇压。

明律中最为典型的禁令如下：“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自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②尽管如此，明代闻香教徐鸿儒起义等教门起事仍然令统治者心胆俱裂。

清朝统治者在处理秘密教门的政策上，基本上延续了明代的法令。

有清一代，政府对秘密教门的态度极为严厉。

顺治三年，清政府借用《明律》中有关禁止师巫邪术的律文，加以重申。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又谕礼部：“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

……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堕其邪术者实繁有徒……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众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著督抚司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例外加等治罪。

”[6]康熙五年开始制定对官员治理教门的奖惩办法，规定：“凡邪教惑众，在京五城御史，在外督抚，转行各地方官严禁查拿。

如不行查拿，督抚等徇庇不参事发，在内该管员每案罚俸三月，在外州县官降二级调用，督抚罚俸一年。

”③其后又多次对奖惩办法进行完善，如康熙五十年规定：“各处邪教，令该督抚严行禁止。

若地方官不行严查，或别处发觉者，将地方官及该督抚，一并严行查处。

”④雍正十一年，清廷修订律例，甚至规定：“凡有奸匪之徒将各种避刑邪术私相传习者，为首教授之人，拟绞监候，为从学习之人，杖一百，流三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