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小岗村的“生死状”（播出稿）编导蔡曜宜王俊嘉宾：1、严俊昌 67岁，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2、严宏昌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3、沈浩 2004年由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职的村支书4、关友江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现任村委会副主任一、开篇1、大片头。
2、短片：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5月11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经修改后，冲破重重阻力，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此举被称成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它昭示着一个风起云涌时代的来临。
（采访胡福明：谈1978年大背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
）这一年的12月18日，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共和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大幕由此拉开。
3、行进式出镜（《定格》摄制组的汽车开进凤阳县小岗村、村头牌坊）主持人牌坊下出镜：《定格》的第一期，我们来到了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1978年是一个时代的新的起点，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这个曾经以花鼓闻名世界的地方，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签下了一户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无意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4、定格画面：18颗红手印照片。
压上字幕：1978，小岗村的生死状二、访谈1、饥饿的前夜主持人：此刻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就是30年前大包干的两位带头大哥——严俊昌先生和严宏昌先生，欢迎两位!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叫做“大包干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30年前那场轰动全国的大包干，在我们的后面就是非常有名的雕像，它记录了30年前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他们所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今天呢，我知道两位带头大哥，你们的雕像都在里面，我想问一下俊昌大叔，哪个是你？严俊昌：站着的、披着棉袄的那个。
主持人：你觉得这个像雕得怎么样？严俊昌：还可以，有点像。
主持人：有点像。
严俊昌：那时候主要瘦的、饿的。
主持人：宏昌大叔，哪个是你啊？严宏昌：我是中间坐着的那个。
主持人：坐的这个，你是拿了一支笔。
严宏昌：对。
主持人：我听说你当时是村里面学历最高的。
严宏昌：马马虎虎，我高中只读了半年。
主持人：在30年前，你们当时在这个屋子里面来按手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后，它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严俊昌：当时没有想到过，哪能想到那么多，想到吃一顿饱饭就满足了。
主持人：就吃一顿饱饭。
严俊昌：对，哪里想到有今天！想都不敢想象。
主持人：在按这个手印的时候，你当时每年的口粮大概是多少？严俊昌：我们每年口粮基本上说不清楚，估计三四斤泡馍子，一年可能吃百来斤粮食。
主持人：那合到一块的话，一天大概三四两，那么当时你们一天吃这么点粮，就饿得厉害了。
严俊昌：我最长的一两个月都没吃过粮食，靠什么？就靠吃野菜，吃树叶子，到冬天没得吃，树皮都剥来吃掉了。
我当时饿得不能走路，爬的，爬到外边，将杨槐树的皮用刀刻下来用火烧着吃。
主持人：到了1976年，1977年呢？严俊昌：到了1976年，也是逃荒要饭，还是靠吃野菜。
当时，包括我也饿得吐血，有几个人饿得吐血，常年在外要饭的人好些，凡是在家坚持干生产的，全部饿坏了。
主持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你们家里头都有些什么财产？严宏昌：我家是三间篱笆墙的房子，上面盖的是草，露着天，家里面没有桌子，没有板凳，吃饭的碗都传着吃的；吃饭的筷子就是随意折两根小棒子，或者就是高粱秸秆子，都用这个当筷子；要说穿衣，我一件小褂，就穿一个小褂，有八九斤的份量，比现在最重的一件棉大衣都重。
主持人：怎么会这么重呢？严宏昌：那就是哪怕破了一点就得缝一条补丁在上面，破了一点就缝了补丁在上面，我是从小学时候穿的一直穿到我下学，就那一件衣裳。
主持人：俊昌大叔家里当时最值钱的是什么？严俊昌：一无所有，没有值钱的，啥都没有。
我一间破草房，一个破大床，像宏昌讲的，没有板凳，没有桌子。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很多人都出去讨饭，村里大概有多少人出去讨过饭？严俊昌：村里头讨饭的，可以讲，全部出去讨饭。
有一年是栽秧时段，选了半天秧苗，只找到一个人，人到哪儿去了？都要饭去了。
没搞大包干前，在那时候，年年都出去要饭。
主持人：当时心里面难受不难受？一个大小伙子出去要饭。
严俊昌：可难受了，都想撞墙，丑死了，可难受了。
人家讲的，大家伙去要饭，这不丢人吗？那是逼得没法子。
主持人：一方面呢，他们都说您年轻人，而且从手能看得出来，是个能干活的人，那为什么不在家里种地，非要出去要饭呢？严俊昌：那时候种地来讲，一个“大呼隆”，他出工不出力，这是一个；主持人：什么叫“大呼隆”？严俊昌：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在一起坐着，要栽秧都在一起栽秧，要割麦都在一起割麦，这就是“大呼隆”。
第二来讲，你真正要，我是生产队长，这个家要我当，没人来阻挡我，我也可以讲我不能穷成这样子。
为什么？那时候一个，阶级斗争，小岗年年有工作组，他们工作组目的干什么？主要是抓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些就是搞一些形式、赛诗啊，你要如果坚持干生产，他说你一头脑都是生产。
如果你做一首诗，你受表扬，证明你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你如果不做诗，就是你对社会主义不满。
我在那个环境下，我脑子里就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呢？我们劳动人民不是赛诗赛来粮食，不是搞形式能搞来粮食，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双手，流汗，这才能得来我们的成果。
当时就对我有看法了，给我编了首诗，怎么编的呢？说我“头上长毛，脚上长刺，集体生产干不好，带着群众在里捣”，意思说我围攻宣传队。
通过这次问罪学习班，“连毛带刺都刮掉，革命重担一担担”。
我气得队长不干了，生产队长不干了。
所以我们整个来讲，也不是我们农民懒，那就是整个的形势政策下，真的会这样搞。
主持人：就是生产队这种方式，其实不适合生产。
严俊昌：不适合。
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严俊昌：就是做“大呼隆”，人的思想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我讲，大家不要笑，有的要解手，你要说他，他说解手你还管我吗？一跑跑了半里路远，这样就影响生产了。
2、穷则思变，18户按红手印短片：1978年是中国政坛急剧变革的一年，也是小岗人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思的一年。
时任凤阳县委秘书的吴庭美在1979年撰写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一文中，生动地记录了小岗人动乱后的反思：……不少老社员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着长庄稼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的一样。
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面愧。
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政策’不许啊！”主持人：宏昌大叔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生产队这样做不行？严宏昌：在大包干的五六年前我们就议论过这个事。
主持人：但是为什么一直到1978年了突然有了想法了，说咱们自己要包干到户？严宏昌：那就是根据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
主持人：他们说1978年那一年特别旱，说收成特别不好。
严宏昌：对。
主持人：所以大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打算想点自己的办法。
严宏昌：那一年，作为我们小岗来讲，还算可以的，因为那一年工作组带着我们,产量搞得比一般队还稍微好些，还收成两三万斤粮食。
但是，这种做法不管怎么样，始终使小岗得不到温饱。
主持人：这上面写的是1978年的12月，我们还记得是哪一天吗？严宏昌：11月24。
主持人：11月的24号。
严宏昌：当时问大家，今天是什么日子？是多少号？那时候农村不讲阳历，也没有日历簿，问阳历，要饭都要糊涂掉了，哪知道什么日子？严俊昌：农村只讲阴历，我们讲阴历不讲阳历。
严宏昌：估计差不多到12月份了，就写12月算了。
最后第二天我就到小溪河去买东西，在供销社里头，在那秤盐，我看到那挂历，我看到挂历怎么是11月26号？我一算，我们还没到12月份呢，是不是他那日历还没撕，准确不准确呢？我就问秤盐的大叔，那个服务员，我说今天是多少号。
他说那不是有日历挂着吗，今天11月26号了。
我一算，我们是11月24号，还没有到12月。
主持人：当时是谁提出来的，说要把大伙聚到一块儿，来商量商量包产到户的事情？严宏昌：首先我们提出来以后，找我哥、严立学，我们这些群众到严立华家去。
主持人：怎么会想到去他家呢？严宏昌：他家前头有一家小草房，后头有一间小草房，当时他家里住在最西头，这个主要是考虑保密性比较好。
如果在庄子中间，来三去四的或者去听听的，就不便于保密。
当时要说我们把田分到户了，那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那个时候言论都不自由，何况做这个事呢？主持人：当时是怎么通知大伙一块儿去严立华家的？严宏昌：老平（严立平）住在最东头，我们就从东头一家家朝西头去说。
主持人：你跟他们怎么说呢？严宏昌：就说开会。
主持人：他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严宏昌：心里都有数。
主持人：心里都有数了。
严宏昌：都有数，事先都通过气的，比如我跟你俩熟悉，我先跟你讲。
主持人：你怎么跟我讲？严宏昌：我跟你讲，我们是看大伙困难一堆，老是这么年年要饭，作为我们一个农民来讲，我们小岗既有这片土地，我们每年出的劳动力也不少，反而还搞不到吃的，年年出去要饭还要受人家的气，人家说你们那个地方，年轻轻的都出来要饭、不劳动。
上面派的工作组下来讲，你看你小岗人，人有脸树有皮，年年指望吃国家的、用国家的。
所以，那些话都不好听，我们有这片土地，我们有自己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争气呢？我们就找到适合我们自己走的路，我们就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里秘密的干，这样肯定能干到吃，等我们干好了，尽管上面知道，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是越了“红线”，但是我们有实事求是的道理，我们相信党会相信事实。
主持人：你事先跟他们通气就这么说？严宏昌：对，我跟你讲过了，你再去联系，你跟谁比较知己，你再问问。
主持人：你告诉我，你就不怕我再去跟上面反映吗？严宏昌：我们小岗当时20户，一旦有一户要捅出来了，这个事都做不成。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开这个会，按手印的时候，大家都诅咒发誓，谁都不准说出去。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俊昌大叔，安徽这个地方当年出了朱元璋，人们说到朱元璋，用的一个词就是“造反”，你们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当时是属于现行反革命言论，你们觉不觉得自己是在“造反”？严俊昌：我们认为不是“造反”。
我们认为来讲，我们这样干，一个，是救大家的命。
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早都有想法，也是通过我们这三年没有饿死的几个老头，我就和他们探讨，在小岗上用什么办法救活大家一命，但几个老年人讲，只有分田单干。
特别有一个老头关庭珠提的，他说只有一家干能干好。
我听他们几位老年人讲的有道理，所以我们干部就通气。
我和宏昌一道，挨家挨户的通通气，到什么地点去聚一聚，大家按个手印，这个手印按了，也有人发了誓。
为什么发誓呢？如果说出去，我们连一季都没收到，连一顿饱饭都没吃到，我们干部被拉去枪毙了不是有点冤吗？所以大家发了誓，在那个时候来讲，我认为，从我们这个思想来讲，就是我这现行反革命被拉去枪毙了，我认为我这颗心是红的，也可以讲，一个，我救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