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狱文学：从柏杨获奖说到宋琬的监狱诗2015年06月30日 09:34来源：凤凰文化读《看，那个丑陋的中国人》，得知柏杨坐监狱时写的旧体诗获美国“国际诗人联合会”的“国际桂冠”奖，获奖通知说：“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

”过去总以为《越狱》一类作品就是“监狱文学”，原来“诗人联合会”所认定的“监狱文学”，其作者应该是真正坐过监狱的人。

这是定义“监狱文学”的第一个要件。

当今作家要写监狱生活，临时到看守所或劳改场假装“犯人”待个十天二十天，去体验一下“生活”就是很敬业的了。

然而他们人在号子里，并不会有犯人心态，反而会有优越感。

他也不可能以犯人的心态观察犯人和看守。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分析曾经的王侯将相，一旦丧失权力，进入牢房“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

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

曾经的王侯将相，进了监狱就失去了原有的身份，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就是犯人；坐监狱愈久，犯人身份愈强固，这种身份意识和由此产生的心态，绝不是“体验生活者”所能获取的。

其二，所写的应该是监狱生活，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

即使你是犯人，在监狱里写与监狱生活不相干的作品也不能称之为“监狱文学”。

我坐监狱时，有位20 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在狱中写了一本反映家乡革命历程的小说——《悠悠资水》，他是以作家的身份写作的。

监狱文学不仅对其所经历的监狱要有宏观的把握，更应有细节的描写，这样它才能进入历史。

当然所谓的“细节”既是生活的细节，也包括人的思想情感的细节。

其三是应该具有批判性，如“获奖通知”所说的柏杨的监狱文学“充满坚定的指控”。

像我们所熟知的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可以称之为“监狱文学”的经典作品。

这两位作者都是监狱的在场者，伏契克还没有能够走出“在场”，他牺牲在监狱。

在他们的描写中不仅有真实，也有分析批判，揭示形成作者笔下“真实”的原因。

一、古代文学创作中有“监狱文学”吗？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监狱文学吗？最初我想应该有，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段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虽然，司马迁说得比较笼统，孔子、屈原、左丘明、吕不韦也没坐过监狱，他们的著作，也不一定是“文学”，但其中有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一个人如果受到冤屈，心有郁结，必然要设法抒发出来，古来最重要的著作大多是遭际不幸者写的。

我想世间大约没有什么比无端堕入监狱更令人心情“郁结”了，这是不是更需要“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更需要文学创作以发舒呢？古代文学中诗歌最有代表性，中国是诗的国度，古代，特别是隋唐以后，只要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都学习过诗歌写作。

要考察传统中的监狱文学，首先要回顾诗歌史，要以诗人遭遇为考察的起点。

二、正义的见证自古监狱人犯，品类庞杂，难以一概而论。

最为人们关注的，是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志士仁人，他们多有监狱生活的经验，也都有文学作品传世。

例如文天祥的《指南录》《指南后录》，夏完淳的《南冠草》，张煌言的《苍水集·采薇吟》等，还有大量的为民族、社会进步而遭受迫害的人们，如谭嗣同、秋瑾、邹容……他们在狱中都有明志抒怀之作。

这些名篇名句，以其精警动人而长期传诵，但我认为这些作品很难用“监狱文学”来概括。

因为除了文天祥外，大多烈士在被捕或被俘后一般没有纳入诉讼系统，很快被害，像戊戌政变之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八月初九被捕，十三日就拉到菜市口开刀问斩，在狱中时间非常短暂。

“六君子”中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三人都以诗名世，刘死前无诗，谭、林各有七绝一首，表现烈士视死如归的坦荡精神，谭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尤为有名。

这些作品的意义超出了监狱，它们展示了人类为了美好理想奋斗的艰难历程，是人类正义事业的见证。

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关押三年，他所住的牢房是属于“兵马司”的，但其中并没有其他犯人，文是单独监禁，接触不到其他犯人。

因此他虽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反映这段生活经历与这个时期的思想情感，但从中看不到当时监狱的一般情况。

人们谈到文天祥也只记得他的《过零丁洋》（此诗写于文被俘后押解北上途中）、《正气歌》这些足以使“贪夫廉，懦夫有立志”的作品。

其实他描写个人情感的《乱离歌》（模仿杜甫《寓同谷县作歌七首》）等更有震撼力量，真是一字一泪。

在抵抗蒙元的战争中，他献出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整个家庭，他“二儿化作土，六女掠为奴”，可以想见被关押的父亲听到这些消息会有何等心情！他把这些都融入三年的羁押生活之中。

在牢房中写诗是他迎接死亡之前每天必做的功课。

三、无可奈何的呻吟与上述作品相对的是，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不甚光彩的或说罪有应得的人在监狱写的诗有时也会令人掩卷长思的。

南朝宋范晔是个有才华和学识的史家，卷入了一场宫廷政变，企图搞掉宋文帝刘义隆，扶持义隆的弟弟刘义康上台，不料被人告密，下廷尉狱等死。

宋文帝还念及这个侍从之臣，他有个白团扇，做得非常精致，叫人拿给范晔“令书出诗赋美句。

晔受旨援笔而书曰：‘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

’上循览凄然”。

连宋文帝这个“被害人”看了范晔写下的“美句”A，都很难过，不用说我们这些局外人了。

范晔在狱中也赋诗为自己“送行”：“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

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来缘尽无识。

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

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

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他最后的期待是在刑场上表现得洒脱一些，像临刑前还要弹奏《广陵散》的嵇康，或像慷慨赴死的夏侯玄那样。

实际上，他也只是个常人，刚到刑场还能挺住，待“妹及姬妾来别”，则“悲泣流涟”，露出了凡人本色，被与他一起受刑的外甥取笑。

我们读到这些，仍然不免令人唏嘘。

大名鼎鼎的和珅在乾隆去世后倒台，被清算，关押在刑部狱，在狱中有诗回首往事，丝毫没有一点觉醒，面对着“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得出的却是“怀才误此身”的结论，不禁令旁观者哑然失笑。

还有一首七绝“五十年来幻与真，今朝撒手撇红尘。

他日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睢口是睢水入黄河之口，为治黄关键地之一。

和珅与“河神”谐音，死前还搞些装神弄鬼，更为可笑。

大多作奸犯科者进了“官法如炉”的监狱则日渐疲软，即使擅长写诗的，作品也少有昔日的光彩，只可视为秋虫的哀吟。

四、狴犴下的悲歌古代社会是个人治社会，处理人犯多凭心裁，其中有大量的冤假错案。

古代狱讼，程序繁杂，案件只要纳入了诉讼系统，一般是延宕日久，三年五载，极为平常。

监狱在中国，照鲁迅的说法是取法佛家地狱的，犯人在其中长期监禁，不死也要脱掉几层皮。

清代有本诗选集，名为《清诗铎》是专选与民生苦痛有关的诗作，有一节名为“刑狱”，选诗五六十首，都是写监狱黑暗的。

作者或是官员或是士子，并非犯人本身，但他们笔下的监狱也足以令读者胆战心惊的。

那么，身处其境、又受到冤屈的犯人自然是满怀痛苦和愤怒，呼天抢地，会用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冤情，有文化的自然也会写诗。

（一）诗人命多舛虽然“诗人少达而多穷”，但“穷”到坐监狱也不太多。

唐代坐过监狱的有名诗人也就是骆宾王、沈佺期、李白、王维、储光羲、刘长卿等人。

李白因为支持永王璘，卷入了宫廷矛盾，差点丢掉性命，坐狱、流放都曾经过，而且有诗记录；其他几位都与叛乱和重大政治事件有关，并非是因为写诗得罪。

他们在监狱的时间不长，相关的作品也不多。

宋代对文人士大夫比较优待，但两宋都有文字狱，这是文人士大夫之间内斗的产物。

大诗人苏东坡因为写诗涉及“讥刺”，被新党控告而下狱，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狱中也有诗作，如《狱中寄子由》第二首诗云：“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心似鹿”“命如鸡”一联，把狱中的凄凉无助、未决犯人心情的忐忑不安写得极为生动，千载以下，犹在目前。

（二）含糊的悲吟清代史家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明初“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诗人更甚。

明代开国之初，便以文字狱名世，这在历朝历代中还是很独特的。

有明一代成就最高的诗人高启以三十九岁的盛年就被腰斩于市，与他并称的“吴中四杰”皆以诗名世，他们中除了张羽投江自我了断之外，杨基下狱后死于劳改场，徐贲死于狱中。

以咏白燕有名、被人们称作“袁白燕”的袁凯官拜御史，朱元璋搞严刑峻法，太子朱标再处理时，时有宽大，朱让袁评论谁是谁非。

袁凯说：“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

”朱元璋认为袁两头都不得罪，太滑头，下狱。

后侥幸释放，袁便装疯，得以善终。

历洪武、永乐两代的“神童”解缙（即刘宝瑞说的“解学士”）因正直触怒永乐帝死在监狱。

这些死于监狱的诗人留下的诗作却不多，是他们写了诗没能拿出监狱，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写，不知道。

当恐怖弥漫了整个社会之后，人们变得彻底无声了。

明中叶的全能型的艺术家徐渭（字文长，徐文长的故事也流行于江南）因杀妻罪在狱中关了七年之久，他在狱中为官员写的字、作的画都有流传到现今的，独不见他在狱中写的诗编入集中，也很奇怪。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得罪权宦刘瑾下狱，他把《狱中诗十四首》编入自己的集子中，并注明“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锦衣狱作”。

同时的“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四次入狱，或弹劾贵戚，或得罪权宦，有近百首狱中诗传世。

读他们的监狱诗觉得很像阮籍的《咏怀》诗，其风格都是“情寄八荒之表”“作汗漫语”的，缺少具体的描写，这里举一首写得稍具体点的：湫宇夕阴阴，寒灯焰不长。

气栖递微明，飘忽如清霜。

人云网恢恢，我胡寓兹房。

墉鼠语床下，蝙蝠穿空梁。

惊风振南牖，徂夜倏已央。

於邑不成寐，辗转情内伤。

但也失之笼统雷同，如果删去“人云”一联，看不出是描写“监狱囚禁”的诗。

读明人的诗集感到明代是有监狱、无监狱文学的时代。

（三）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明清两代之政，鲁卫之间而已，文人的境遇也差不了多少，清代比明代多了一层民族压迫。

清初满洲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刻意打压江南士人（这里反清最烈），连续发生“奏销”“科场”“通海”等大案，冤死者、牵连入狱者成千上万，这有点类似明初。

明清不同的是，明代永乐之后，朝政走上正轨，单纯因为写作受到惩治和迫害的士人很罕见；清代则不同，满洲统治者对于汉族士人的警惕，贯穿始终（后来清代内政外交上举措失当，大多根源于此），特别是“康雍乾”的一百四十多年间，统治者强悍，很有管控能力，他们往往要深察到臣工和士人们的五脏六腑，常常因为语言文字兴起大狱，而且来得突然与恐怖。

它好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