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读后感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的模式，重点讨论在中国的的现实形式和发展趋势。

从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获得了三点基本的认识：首先，大众长期以来过于注重对政策制定过程本身的的影响吗，而忽略了对更重要的政策议事日程设置。

即为什么有些事情会被提上政策议事日程，说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其次，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以重要性进行排序。

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可以把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

而且三种议程的设置是具有关联性的，三这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不难看出不论是传媒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它们都是最终指向政策议程的，因为唯有政策议程才会形成最后的公共政策，进而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影响公众利益。

最后，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族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外压模式。

作者试图通过分析次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历史转换和现实影响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所以，这篇论文的重点是探讨六种模式在中国公共政策议事日程的历史转换、地位以及未来趋势。

既然这篇论文的重点在于对影响中国政策在制定的六种议程设置模式的的分析，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也谈谈在阅读论文后对此六种模式的认识，它们如何影响中国政策制定？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的一些想
法。

首先，作者已经就此六种模式的概念做了定义，不必在做说明；关门模式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通俗的说在中国即使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

作者例举了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时价格改革的例子对此种模式加以阐释并做出了负面的评价。

但虽然关门模式有政府独裁和不民主之嫌，关门模式作为一种政策议程模式，也有其合理之处。

相对于议程提出者为民间大众的上书模式和外压模式，关门模式在紧急事件发生时可以有效节约决策时间、缩短政策制定周期，同时减低决策成本；相对于议程提出者为智囊团的内参模式，它也较少受利益集团和智囊团相互勾结的影响。

但其弊端也很明显，领导的能力有限，容易导致决策的脱离实际、不科学；同时也不符合现代民主的潮流。

当今中国，闭门模式也存在特别是存在于基层政府中，有些基层政府由于领导觉悟，加之本身欠缺智囊；出现许多拍脑袋工程。

如不考虑当地气候、地理等条件，拔掉农民庄稼盲目搞统一大搞经济作物，导致农民血本无归的事情时有发生。

关于动员模式，历史上也不乏其事例，如建国初期的大跃进、文革、抗美援朝等等。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带有一丝集体主义精神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至今还有一定市场。

如同其“孪生兄弟”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因其为自上而下的、层层传达、上行下效的特点，使得政策的对象民众是被动的、缺乏决策自由的。

所以在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大众自主参与意识泛滥的当今，此种模式势市场势必会越来越小。

当对于一些特殊的领域的决策，如战前紧急动员、某先进精神的学习等等，应借鉴此种模式。

智囊不是现在的产物，古今有之。

如古代的军
队里的军师、衙门里的师爷；现代军队里的参等等。

如同文官制度建立是应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导致社会事务增多，政府捉襟见肘，不得不扩大职能一样，以议程提出者为智囊团的内参模式和借力模式在当今中国的大行其道亦是因为当今决策环境的纷繁复杂，决策越来越难非凭决策者自身所能解决。

现在，各行各业，上自中央，下到公司企业甚至私人都有其智囊。

分析其利弊，内参模式优点在于不仅智囊可以提供专业的决策信息和决策方案供决策者参考、选择，提高决策的可行性、科学性，避免决策失误。

同时还可以民间参与高成本和长周期以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小范围的民主。

但也有其弊端，由于智囊团尤其利益述求，就难免损公肥私，受利益集团影响，沦为其影响政府决策的的工具。

所以怎样监督应给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