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翻译的新探索
2004-04-09 作者:苏德超《武汉大学报》第969期第4版（2004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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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武大近十年，连续听邓晓芒老师的课也有五年，自忖对他的翻译理念有一定了解，愿与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理解邓老师和杨祖陶先生的工作有所帮助。
理解先于翻译
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译本大行天下。
译文的粗劣，不单是初事译业者之通病，连一些著名学者亦不例外。
“孟子”成了“门修斯”，“我思故我在”成了“我知道我存在”，弗雷格代替弗雷泽讲鬼神巫术。
邓老师以“理解先于翻译”来反对这种现象。
而理解，又并非一种自我感觉，而有其具体规定。
这种规定被学生戏称为邓晓芒的“四句教”：替康德辩护；用康德说康德；用康德说哲学史，用哲学史说康德；哲学史就是哲学。
１、替康德辩护。
邓老师不轻易反对康德。
单就康德各个具体立场而言，反驳起来似乎很容易：一是从康德以来又过了几个世纪，新的观点不断提出来；二是其学说被孤立了，各个部分得不到照应。
如果从第一点去反对康德，就只是另一个哲学家在反对，而不是陈述反对意见的研究者在反对。
表面上似乎有思想交锋，其实不过是意见罗列。
热衷于发出不同声音者，在哲学争论面前往往成了看热闹的，而不是看门道的，自然也无从去作裁定者。
如果我们因为孤立康德的某些观点而去反对他，那就更非学术态度。
有许多康德的研究者，要是他们能更耐心地阅读康德著作，就会发现要么康德并没有他所说的问题，要么有这个问题而康德已经在别处解决了它。
研究学问，尤其是公认难啃的康德哲学，不能急躁。
２、用康德说康德。
邓老师要求先把康德文本中的代词、连词等的涵义搞清楚；然后弄透句际关系和段际关系。
若确信理解无问题，还应试着用康德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来复述一遍。
平常说理解某一文本，意味着可以用自己的话复述。
邓老师认为，学术探讨中每一个概念都有其明确内涵；换概念往往就换了意思。
要深入理解一种思想，循其自身的方式才是上上之选。
他反对那种一看书就激动、一激动就忘了所看的是什么而以为自己已有此种思想或者早就反对这种思想的读书态度。
他不只一次地对我们讲，看书，尤其是学习阶段的读书，应以求异为主，通过获得不同的东西来丰富自己，而不是从别人的书中看出自己的高明来。
读书要有“唐僧精神”，而非禅宗作风，要读出原汁原味。
３、用哲学史说康德，用康德说哲学史。
此即他常说的读书要有“穿透力”。
康德写作有一个思想背景，虽然他常常没有在行文中注出他引用或反对了哪些人的观点，但是研究者必须能看出来。
这就要求有相当的哲学史功夫尤其是对近代哲学史的精熟了解。
在此基础上，对康德以后的哲学史也应有深入的了解。
通过康德文本中的字句，引入后来哲学家的观点，如果能这样读康德，就相当于跟许多哲学家做同学。
与此同时，应尝试用康德观点来解读哲学史。
在康德可参与处，充当其代言人，与康德达到“神交”。
４、哲学史就是哲学。
邓老师认为，哲学史外无哲学。
唯有顺着哲学史，我们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哲学。
在这方面，邓老师已经做出了榜样。
虽然他研究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是中国这方面的“标高之作”（张志扬语），但他之最爱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初步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自否定哲学。
他表达个人哲学观点的一些论文被德国教授译成德语在德国重新发表或收藏。
既不屈从于自己的无知，也不盲从于他人的权威，抓住问题、理清脉络并在可能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即邓晓芒四句教的真精神。
许多博士生听一段时间的课后，常发现自己多年的阅读还停留在消遣阶段，自己多年的写作还停留在读后感阶段，于研究则尚未入门。
于是乎，也就没有了写论文的胆量。
邓老师的课听者甚众，每个学期开头两周都不得不走马灯似地换教室，但到了期末，交上去的课程论文却相当地少。
有的博士生甚至一年之内也不敢拿一篇论文让他过目。
都是给邓老师的课吓的。
男生皆然，女生就更不用说了。
邓老师的女弟子十分稀罕。
外界甚传是师母管教太严，恐怕系误传。
在直译和意译之外
邓老师并没有自恃是权威，就放纵自己的表达。
在翻译上，他力求忠实于原文。
据他自己说，他有意采用鲁迅“硬译”的传统。
邓老师与杨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翻译信条：如无必要，勿增勿减。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是哲学上有名的奥康姆剃刀，所以我们不妨将这个信条叫做杨－邓译刀。
这把刀一方面要剃除形式上的增减，就是说，在形式上，译文应尽量与原文一致。
除了逗号（因为德语的从句实在难以处理），邓老师几乎不对康德行文的形式作任何改动。
我们阅读译本与康德原文，会发现在形式上两者高度一致。
倘德语足够好而对康德又颇有研究，然后试着从译本回译成德语，则与原文几无大出入。
从前的译者不断地拆散康德的句子，一句译成数句，以换取可读性。
有的甚至还大段大段地加上译者注，免得读者看不懂。
而在邓老师的译本中，这种现象没有了。
这把刀在另一方面要剃除内容上的增减，就是说，在内容上，译文应尽量与原文一致。
大多数康德用不同词处，邓老师在翻译中都用不同词对应。
在一般译者所忽略的语气方面，邓老师也着力译出。
让人觉得是康德直接在说现代汉语，而不是有人在翻译。
至于歧义与疑难处，译文也尽量译出。
如无必要，邓老师尽量不用自己的理解去取代读者自己的理解，借此来保持康德著作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邓老师希望不通德语的读者可以一字一句地抠译文，就像德语读者抠原文一样。
从形式上看，邓老师的译文绝对是直译；而在内容上能合得如此之好，又非意译不能达到。
邓老师常常说译者首先必须是所译内容的专家，然后对被译语种有较好的把握，然而更重要的，却是对用以译出的语言的把握。
邓老师以康德研究权威和文学批评家闻世。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素质，他才敢并且完成了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让原汁原味的康德哲学说现代汉语”的工作。
我从五年前就开始上邓老师的《纯粹理性批判》讨论课，所用教材即其译文，同时还有拿着德文原文、各种英译本和汉译本来比照阅读的。
每次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用三个小时来抠其中一两段。
当时译文尚是未定稿，而穷全班之力往往一个学期下来不能找到三五处暇疵，倒是常常找出别的译本（尤其是汉译本）的错误。
虽然一帮硕士博士生的水平有限，但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的译本，确实少见。
尤其让人称奇的是，最近我拿到一本《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新英译本，是国际著名的康德研究专家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和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合译的。
这个以体现“２０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康德研究水平”为目的的译作居然在翻译原则和具体译文上，与邓老师和杨先生的译本惊人一致。
上述的杨－邓译刀也正是他们的翻译原则。
我和另一位研习康德哲学的博士生从这个英译本任选一些段落，试着按照杨－邓译刀的原则将其译成汉语，我们转译的文字几与邓老师的译文无出入。
这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至少在康德研究方面，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我们汉语学术界终于有了与英语世界同样高水平的成果。
杨－邓译刀后的文化哲学内涵
在这里我只能就此略做提示。
邓老师将西方哲学的传统归结为强调既有规定的逻各斯精神和强调自我超越的奴斯精神。
杨－邓译刀对可多可少之增减的剃除显然与邓老师一贯强调的逻各斯精神相一致；而他们翻译的具体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现代汉语表达西方哲学之方式的丰富则体现了奴斯精神。
例如，在译本中，为了与康德一致，长句子特别多。
而长句子显然不是汉语特色。
邓老师认为，康德的每一个长句子，都是他的一个意义单位。
拆散固无不可，却失其本来韵味。
句子长，而又要一口气读完不得停顿，这就需要很充沛的精气或者说十足的中气。
句子长，往往读了后面忘了前面，这又需要很好的记忆力。
以上两点都是短句盛行的汉语所无法相比的。
在这方面，邓老师与鲁迅有同样的想法：要“改造”现代汉语，并以此来改造我们散漫随意的思维和行事。
而他们的成就表明，现代汉语原即有此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