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学说就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
可以说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思想观念、处世之道、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都会受到儒家文化基因的支配与影响。
正因如此，以儒学作为切入点去探讨现代管理的原理与方法，就更容易让我们获得新的启示与灵感了。
在论述“修己安人”对中国式领导的启示与意义之前，我们要梳理两个概念。
第一什么是领导？第二修己安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认识领导的含义。
在当下的管理实践活动中，我们往往把管理与领导这两个词等同起来使用。
如果站在西方管理学背景下来谈论管理与领导，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大，但是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式管理体系中谈论这两个词，它们就有实质性的区别了。
一般而言，管理是建立在合法的、有报酬的和强制性的权利基础之上。
而领导则是立足于个人人格，品性修为，道德观念，技术专长等基础之上。
所以在儒家文化看来，一个管理者不一定是真正的领导者，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好的领导者所散发的能量往往会超过单纯的管理者。
在儒家文化中，领导的本质是在其人格魅力的辐射下，能得到被领导者心甘情愿地追随和服从，而绝不是在权势的胁迫下行动。
所以我们颂扬的尧、舜、禹，周武文王等人物莫不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领导者。
其次我们来梳理修己安人的含义。
儒家思想虽然博大精深，然而站在管理学的角度，浓缩归纳起来可以用“修己安人”四个字概括。
无论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其实所阐释的内涵都在修己与安人的范围内。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也从侧面印证了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管理的本身就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
何谓修己？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孔子在《论语·阳货》一篇中就专门阐述了仁的具体含义。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孔子接着解释五者——“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这就是儒家所主张领导者修己的五项基本要求，也被称之为“五德”。
作为一位领导只有具备了五德才能修身庄重，办事勤敏，对待下属才能宽厚，守信用，施恩惠。
在修己的五项基本要求中，孔子尤为重视“信”。
因为“信”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民众对领导的信任，二是领导者自身的信实。
只有这两个方面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实现管理的目标。
何谓安人？安人是儒家管理的终极目标，其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具体又表现在四个方面——安亲、安友、安君、安百姓。
那么这四个方面又分别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安”呢？安亲用孝和悌，孔子主张用“孝悌”来协调家庭关系。
只有孝才能上安父母长辈，唯有悌才能和谐兄弟姊妹。
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的和睦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点与出发点。
安友用义和信，儒家思想认为，独学而无友，则会孤陋而寡闻。
朋友交往只有义信相待，才能彼此真诚。
安君用忠和敬，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就是敬，“犯之”就是忠，当君王有不对的举措就应该大胆进谏，敢于直言才是真正的敬与忠。
安百姓用仁爱。
对于安百姓的做法《论语·子张》中有具体的描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
“立之斯立”就是让民众自立，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制作为强制性管理方案，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作为内在的约束。
“道之斯行”是用礼乐诗书教化民众。
“绥之斯来”是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安抚民众。
“动之斯和”是指有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支撑之后的“使民”，是百姓能在自己统领的国度中安生乐业，为整个国家的发展而心甘情愿的劳作。
修己与安人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看似两个独立的部分，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但其实质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修己是儒家管理的出发点，安人是儒家管理的目标。
然而只有修己才能最终安人，领导者也只有通过安人才能彰显修己的价值与意义，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道理。
《论语·宪问》中有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
姓。
’”可见在儒家管理理论中修己与安人是相互支持，互为因果的。
儒家管理理念与西方的管理思想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管理的本身是一项技能或者是一样工具，在管理的过程中，它就是一种方法论的实践，一切管理理论的从发点都在被管理者身上。
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还是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德．德鲁克（Peter F．Drucker），他们所推崇的学术皆是如此。
然而儒家认为，虽然管理的目标是“安人”，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从领导者自身开始，因为领导者的道德、学识、能力都直接影响到管理目标的现实，这就是“修己”，所以儒家对管理思想的阐释，其重点就放在了领导者如何提升自我修为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