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致性技术创新：文献综述及其引申* 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Literature Review何爱曾楚宏内容提要梳理半个世纪以来诱致性技术创新的理论演变过程并综述相关文献。

该理论成功地揭示了既定资源条件下技术生成和变化的方向，主要被应用于农业发展研究。

现有文献多数以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为对象，且多为验证性研究。

通过对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表明，以该理论研究中国农业尚存在很大空间。

关键词诱致性技术创新技术变革农业发展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420He Ai Zeng Chuhong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theory of 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finds that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ed economies,and especially,they are confirmatory studies.As to Chinese agriculture,there are still huge potential research areas under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Key words: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agricultural development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将技术变革与资源禀赋结合到一起，通过把技术变革视为内生变量，成功地解释了在自然资源给定的条件下技术生成和变化的偏向问题。

该理论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得到关注与发展，并主要被应用于研究农业技术变革和农业发展。

现有研究通过对各国（地区）农业的考察，成功地说明了农业技术变革的路径及其对整体农业发展的影响。

但较多集中于对发达国家（地区）农业的研究，且多数仍属验证型，即考察理论的存在性和正确性，较少研究运用该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一、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最初是从厂商理论中发展而来，包括两个分支。

一个分支是“施莫克勒-格里利切斯”（Schmookler-Griliches）假说，重点关注增长的产品需求对技术变革速度的影响，也可称其为市场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理论。

Griliches采用这一理论对美国杂交玉米的发明和推广进行研究，并解释了这一过程中市场需求所起的作用，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完全的理论模型描述[1]。

而Schmookler非常肯定地指出，引致发明的因素在于市场力量的作用，而不是其他可获得的基础科学知识[2]。

尽管如此，“施莫克勒-格里利切斯”假说并没有被广泛接受而是遭遇了一些批评。

例如，Mowery and Rosenberg认为，“市场需求*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演变与研究评述》。

‘决定’创新过程的这一看法没有经验分析来加以支持”[3]。

Scherer也指出，需求拉动与不断的创新之间的联系相当微弱[4]。

虽然Lin对中国农业发展及杂交水稻的实证研究部分地支持了该假说[5][6]，但是，“施莫克勒-格里利切斯”假说并没有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分析基础，也没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与关注。

另一个被普遍采用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是经典的“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Hicks-Haya-mi-Ruttan-Binswager）假说，该理论关注由资源稀缺变化所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技术变革的诱致性作用，因此也可称之为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Hicks在《工资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诱致性发明这一概念。

Hicks对诱致性发明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本身就能刺激发明，并且是引起一种特殊类型的发明———用以直接节约变得相对昂贵的要素使用”。

“由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发明，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诱致性’发明，至于其他的，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自发性’发明。

”[7]虽然Hicks 提出了诱致性创新概念的雏形，但是并没有对“如何诱致”这一机制进行理论阐述。

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一概念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才开始对该问题逐渐产生兴趣。

Slater最先指出了Hicks诱致性发明概念缺乏解释的事实[8]。

另外一些学者在给出该理论的解释框架方面作出了尝试。

例如，Kennedy将“诱致性发明”的概念表述形式转化为“诱致性创新”，并试图建立一个以创新可能性边界为分析基础的增长理论模型或者说宏观模型[9]。

Samuelson的研究也从这一角度出发，尝试在要素禀赋、相关价格以及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份额变化基础上建立一个宏观模型[10]。

但是，这些尝试最终也遭到了批评，其中，Nordhaus比较尖锐地指出Kennedy的IPF方法缺乏充足的微观经济基础[11]。

首位为该理论建立分析基础的学者是Ahmad。

他在传统的比较静态基础上，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引入创新可能性曲线这一概念，清晰地建立了最初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12]。

后人将这一分析框架称为“希克斯-阿马德”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但是，Ahmad（1966）的分析方法只是一个特例，因为有一个固定研究预算的限制性假定Binswanger（1974a，1978）。

Bingswanger再次批评Kennedy的IPF方法的同时，也发展出一个诱致性技术创新的微观经济学解释模型。

Binswanger的分析框架也建立在比较静态分析框架之上，但却无需求助于固定研究预算的假定。

在Bingswanger模型中，技术变革是由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而引致其沿着IPC移动，而IPC本身则是由于产品需求增长的诱致而向内移向原点，因此可以说是将“希克斯-阿马德”模型和“施莫克勒-格里利切斯”假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

更为重要的是，Binswanger给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对于理解该理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方式。

Hayami and Ruttan（1970、1971）指出，“希克斯-阿马德-宾斯旺格”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是从厂商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因而也是主要关注私人厂商的创新行为，却大大忽视了公共部门的创新行为。

在这一缺憾的基础上，他们以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变革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四要素的诱致性农业技术创新模型，该模型与私人厂商和公共机构的资源配置过程相一致，并且包括了生物和机械技术进步相联系的要素替代性和互补性的特点。

此外，Hayami 和Ruttan还特别强调，应该将诱致性技术创新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不平衡或不均衡的出现是诱致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他们的理论对于如何研究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诱致性创新理论也因而成为重要的农业发展理论。

鉴于以上学者对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方面的贡献，后人也将该理论称为“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

二、诱致性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主要被应用于研究农业发展。

且早期多数研究以发展中国家农业为对象。

Hayami and Ruttan（1970）不仅提出了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还首次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该研究通过分析1880~1960年间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发展，揭示了在资源约束极不相同的条件下，美国（人少地多）和日本（人多地少）的农业技术发展变化都是由于该时期国内要素价格变化所引起的，验证了诱致性技术创新的假说。

在《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一书中，他们将研究时段扩展为1880~ 1980年，所得出的结论不变。

Bingwager（1974b）则发展了一个多要素的超对数成本函数模型来分析美国1912~1968年期间的农业要素价格变化带来的要素份额变化，研究结果支持了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

Nghiep（1979）在Binswanger （1974b）的超对数成本函数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修正的超对数成本函数模型，考察日本1900~1940年间农业部门的技术变革情况，结果显示存在诱致性技术变革偏向。

此外，Kawagoe，Otsuka and Hayami（1986）的研究所得出美国农业技术的变革偏向与Bin-swanger（1974b）的结论非常一致；得出的日本农业技术变革偏向与Nghiep（1979）的结论非常一致。

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研究也逐渐增加。

除了Thirtle，Townsend and Zyl（1995）对南非农业的研究之外，基本集中于对亚洲国家农业的研究。

Kikuchi and Hayami（1978）通过对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菲律宾的比较，揭示了膨胀的人口压力如何造成土地资源限制进而诱致了土地基础设施投资进而节约土地型技术的产生。

Yuhn（1991）对韩国农业的研究也很有意义，其结果显示农业技术变革偏向符合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基本上与美国和日本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研究中国农业发展更加有意义。

林毅夫（1991a、1992）是第一个运用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中国农业发展的学者，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该理论假说，为诱致性技术创新的正确性和存在性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

在现有研究文献中，Antle（1984）的研究样本与Binswanger（1974b）的样本基本相同，却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

一方面两者的研究基础不同，Binswanger （1974b）立足于成本最小化，Antle（1984）则立足于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在于假设有所不同。

Bingswanger（1974b）的研究指出，当假定肥料价格对于农业是外生的，那么肥料价格的快速下降阐明了一个一贯的诱致性创新模式。

此外，如果再假设工资率外生于农业，那么在所研究时期劳动价格的上升所产生的节约劳动倾向也符合诱致性创新假说。

而Antle(1984)则认为在1910~1946年间，农业技术主要偏向机器的使用，这一发现与Binswanger （1974b）对这一时期得出的结论刚好相反。

而Antle (1984)对战后期间的分析显示了一个劳动节约倾向以及肥料施用的偏向，与Bingswanger（1974b）的结论一致。

但是，Antle(1984)认为，如果从相对比率来看，可以认为1925~1940年间工资率相对机械和肥料的价格有所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战前时期也验证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