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房良钧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对于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受到了高度和始终一贯的重视。

在我们党的机遇分析的自觉活动中,充分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机遇意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分析机遇,抓住机遇的实践,为党领导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新的重要的经验。

机遇,是人或人们实践中遇到的一种社会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着的。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都是互为条件的。

和世界上的事物一样,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处于和自然界及社会的广泛联系之中,这样,自然界及社会中的各种联系就成了这一实践的外部条件。

由于构成外部条件的诸因素本身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诸因素相互之间联系的范围、方式、程度等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加之,人的实践与外部条件的联系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实践的外部条件处在一种变动之中。

实践的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在一定时候可能到达一种状态,恰好十分适合主体实践的需要,满足主体实践的要求,成为主体实践的一种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

但同时应该看到,机遇是一种特殊的外部条件。

机遇的特殊,不仅在于它的非常有利,还在于这种非常有利条件是在变动中形成的、出现的,因而它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它不是必定会出现的条件,也不是可以永久存在的条件,更不是主体想要就有的条件。

所以,机遇是什么?机遇是人们在实践中从外部获得的对于实现预定目标非常有利的、然而又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条件。

当代中国发展机遇,也就是对于实现当代中国发展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非常有利的、然而又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外部条件。

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两代领导集体,对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历史的考察——我们抓住了一些机遇,又丧失了一些机遇邓小平十分注意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了在利用历史机遇方面的经验教训。

这一部分,加上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历史机遇的阐述,一起构成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认识。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审时度势、善择时机的良好传统。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把握时机、利用机遇的科学内容。

在领导建设新中国的新的实践中,这方面的经验得到了继续运用。

建国以来,我们抓住了一些机遇,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例如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便是明证。

但我们又丧失了一些机遇,延误了发展。

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主要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使我们耽误了二十年的时间,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1961—1978年这二十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

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

这二十年中,我们错过了两次大的发展机遇。

一次是50年代后期,由于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事与愿违,导致了生产力的大滑坡,受到了重重的惩罚。

而恰恰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出现发展的极好机遇,日本、德国抓住了这一契机,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丢失了这一良机。

另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世界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经贸增长、资金充足,世界经济再次出现产业大调整,这是又一次世界范围的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然而中国正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又一次痛失发展机遇,而且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次历史机遇的错过与上次不同。

上次虽然也是丢失良机,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想要发展经济而且是想要快点发展经济,因而还是在发展经济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而这次则根本丢开了经济建设,这就更谈不上去抓经济发展的机遇了。

经过历史的考察,显然我国面临的压力是沉重的。

邓小平的心情也是沉重的。

他为我们屡次丧失发展的机遇而痛惜,为我们一再拉大的差距而焦虑。

一定要抓住机遇,再也不能落后了。

80年代——邓小平着力考察的两大机遇,不仅具有开拓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其一,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进行较长时期和平建设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其二,我们到底有没有使这一建设进行得快一点,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实现民族振兴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这也就是说,我们曾错过了不少历史机遇贻误了发展,那么,现在中国要发展,还有没有机遇?邓小平“用宏观战略的眼光”进行分析,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其一,指出中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可能。

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

因而,邓小平首先考察了大仗特别是世界大战打得起来打不起来。

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基于对当代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基于对世界各种力量消长与变化的判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尤其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观点有了重大改变,逐渐形成了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结论。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一天也不耽误地搞建设,一方面指出可以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

这里,虽然没有“机遇”和“抓住机遇”的字眼,其机遇思想仍是非常清楚的。

1988年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讲:“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

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

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的谈话,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以后又多次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重要问题。

这一论断,精辟地概括并准确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特征,突破了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传统结论,从而为正确地分析世界形势,把握历史发展趋向和在新时期能够抓住历史机遇进行和平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其二,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巨大飞跃,由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领域面貌一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提出的重要新观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这一观点,与他认为新科技革命是我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

新科技革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得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科技加快发展自己,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

缩短差距,逐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邓小平着力分析的两大机遇,不仅是我国80年代面临的重大机遇,而且是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90年代以至下一世纪中,都会面临的历史机遇。

所以,这一分析不仅具有开拓意义,而且具有根本性质。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变化明显。

到了1989年下半年,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引起国际上不小震动。

江泽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从上海到中央。

当时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在中国发展机遇问题上再次明确作出判断。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代表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

”“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这种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总格局没有改变。

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这个回答,不可等闲视之。

它在新形势下,又一次肯定了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机遇的论断,也在实际上又一次明确了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它告诉全党全国人民:虽然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还存在暂时的困难,只要我们不失时机地、聚精会神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特别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回答,树立了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鲜明形象,保证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航向。

90年代——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机遇分析展现了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80年代的两大机遇,在90年代依然存在。

关于和平的国际环境,90年代依然存在,但是具体情况有很大变化。

进入9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剧烈而重大变化。

苏东易帜,旧的世界战略格局被打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可以说,在一个看来并不长的时间内,世界发生重大转折。

国际国内都有一些人为之喝彩,也都有一些人因而惊慌失措。

普遍认为这种局势对我国十分不利。

邓小平冷静观察和估计了大转折对中国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他认为原先的机遇依然存在,并未消失,而且世界新格局又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有更多的矛盾可以为我所用。

1990年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中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

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

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

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 经过一年的“继续观察”,问题看得更清楚了。

1991年8月邓小平把面临的机遇也讲得更清楚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主要是指世界趋向多极政治。

冷战时代结束,两极体制崩溃,原来作为世界大战根源的美苏争霸的因素不复存在,因此,世界战争较之过去更加可以避免,我们更有可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我国不仅第一次摆脱了大国军事对抗,而且在周边关系上出现了自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

虽然情况时好时差,总在变化之中,但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着。

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内部力量重新组合,美、日、欧矛盾扩大,世界上长期被掩盖和抑制的民族、领土、宗教等冲突纷纷爆发。

世界形势的新格局,使我们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确实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确实存在着,机遇确实存在着。

同样,关于新科技革命的机遇,90年代也依然存在。

进入90年代,邓小平关于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的思想,更加突出了。

邓小平根据对世界科技发展近一二十年中实际情况的及时准确观察,指出了世界科学技术进一步高速发展的趋势;充分肯定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及时总结我国经济依靠科技带动而快速发展的经验,特别是以高科技领域的突破带动一批产业发展的经验,又一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