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与翁同龢兄弟的恩怨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人。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

为翁同龢之长兄。

刘铭传比翁同书小26岁，比翁同龢小6岁。

咸丰四年，太平军克庐州，刘铭传在籍筑寨团练自保。

六年，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在安徽发动了强大攻势，陈玉成率部包围了庐州，安徽巡抚福济督战不力，奉旨革职回京，以翁同书为安徽巡抚。

五月，太平军进攻六安，刘铭传率团练参加战斗。

六月，随署安徽按察使、庐州知府马新贻出城作战，由马新贻介绍，翁同书认识了刘铭传。

九年八月，太平军攻打肥西，刘铭传配合清军作战，以战功被翁同书保奖千总，授予五品顶带。

十一年正月，皖北练总苗沛霖与寿州练首寻仇，围攻寿州，翁同书被困于寿州城内。

刘铭传率团练救援。

翁同书心怀感激，在给翁同龢的书信中屡屡提及刘铭传其人。

同治元年，刘铭传随李鸿章至上海，连年镇压太平军、捻军，被封一等男爵[1]。

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法国以兵力要挟，六月，清廷命刘铭传兼程赴直隶，统带淮军，以备缓急。

九月，刘铭传奏请陛见，获准。

此时，翁同龢已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官衔已是太仆寺正卿。

二十八日，刘铭传陛见[2]。

他到京的第三天，就去东直门外南横街头条胡同看望翁同龢，不巧，这天翁同龢因与李鸿藻有约，外出不在家，未能见到。

第二天，刘铭传第二次往拜，这一次因去得太早，翁同龢尚未退朝回家，还是未能见到。

刘氏的两次登门拜访，使翁同龢大为感动。

十月初四日，清廷命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3]。

翁同龢前往刘铭传下榻的法源寺回拜，由于事前没有约好，这一天，刘氏到贤良祠看望也来陛见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了，以致两人又未能晤面。

初六日，翁氏又一次往法源寺“再访刘军门，不值。

”原来李伯雨要随刘铭传赴陕西，刘铭传到兵部与李伯雨磋商有关事情去了。

此外，刘铭传还朝拜慈禧太后，向她谢恩，请训。

初九日，翁氏再次“访刘省三，仍未晤。

”京官清苦，地方官至京，例须向京官送礼，名目繁多，如节敬、炭敬、别敬等等，十三日，刘铭传到翁宅，与翁同龢告别，这次两人总算见了面，晤谈中，各言仰慕之情，“刘铭传留别”，翁“受之”。

次日，翁至法源氏送行，刘铭传已经出京了。

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交涉，关系紧张，俄国出动陆、海军进行威胁，清政府备战。

命刘铭传迅即来京，备谘询。

当时，翁同龢已任工部尚书，奉旨与惇亲王奕倧，恭亲王奕沂，醇亲王奕譞等处理伊犁交涉问题。

十一月初一日，刘铭传受到慈禧太后召见。

第二天，他递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奏称他“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

”“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

……而俄地横亘东西，……尤为腹心之患。

……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

不出十年，祸且不测。

日本一弹丸国耳，……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

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不可缓之图。

”“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

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

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虽诏书切责，无济缓急。

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

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

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

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讋，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本年李鸿章奏请沿海安设电线，此亦军务之急需。

但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

或者以铁路经费难筹，无力举办为疑，……今欲乘时办力，莫如议借洋债，……息可从轻，期可从缓。

”“查中国要道，南路宜修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

虽二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

”[4] 在这一天，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刘省三铭传来，初见也。

伊封奏言开铁路事。

”初三日，又写道：“刘省三赠虢季子槃打本并其诗一册，比(此)武人中名士也。

”初十日，又写道：“刘省三有赠，力却之。

”[5]翁同龢热爱古文物，虢季子槃是稀世国宝，刘铭传赠其打本，一定给翁留下深刻印象。

刘铭传请修铁路的奏折，得到李鸿章的强烈共鸣和大力支持，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上《妥议铁路事宜折》，认为“刘铭传年力尚强，英气迈往，……近见各国环侮，亟思转弱为强，……若蒙圣主授以督办铁路公司之任，……即待其效于十年之后，尤属责无旁贷。

”他写信给张佩纶说：“省三回津，日趣复奏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

”[6]李鸿章还写信给醇王奕譞，请他支持修筑铁路。

翁同龢为奕譞拟定复信，认为运销煤、铁，实有厚利，其他百货，不能保其销路之加多。

田庐可徙，坟墓不可徙。

铁路可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

言外之意，就是不同意刘铭传优先修筑清江至京师的铁路。

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又上《罢议铁路折》。

刘锡鸿曾任清政府驻英、德等国使节，亲身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却反对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

他承认“火车实西洋利器，”又认为“断非中国所能仿行”。

综其理由：一是无处筹此巨款；二是山川之神不安，旱涝之灾易召；三是委员吏役，自肥囊橐；四是关卡不一，时刻无定，无利可图；五是不利于禁民惰游，节制侈糜；六是借洋债为之，不仅不能裕饷，反而会受累生患，七是铁路即造，必又争言兵不可裁；八是因开矿而造火车，耗资大而利小，八不敷出；九是村愚尤易为惑，民情不可尽恃。

最后，他指出：明知不可，犹有建议者，盖由洋匠觅生理者立说相煽，华人之好奇喜新，不读诗书而读新闻纸者附和之；洋楼之走卒，沿海之黠商，捐官谋利者鼓其簧舌怂恿上司，投其所好，以致上闻。

刘锡鸿还有《密陈不可借款造路片》，他说出使外国前后，都曾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相见，威妥玛多次对他大谈修造铁路之利，他以无资为辞，威妥玛称英国可以借给，他哂其包藏祸心，告以中国不可愚弄；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弱。

以是知铁路固彼人挟以祸中国，万万不可听从者也。

后来，翁同龢看了刘锡鸿的这份奏折，非常赞赏，认为言言中肯。

就在刘锡鸿递上此折这一无，清廷发出上谕，称李鸿章，刘坤一等奏，均系为慎重起见；创办铁路，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听奏，著无庸议。

这一轮关于兴筑铁路的辨论即告一段落。

[7]光绪九年，中法关系紧张，战争即将爆发，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清廷命刘铭传入京，备谘询。

五月二十日，刘铭传至天津见李鸿章。

闰五月初一日，刘铭传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

次日，刘铭传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奏称：“自泰西各国争开商埠以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朝廷虚怀下问，询及刍荛，仰见圣主廑念时艰，力图振作，无任钦佩。

惟自古办极大极难之事，……或狃于成见曲示沮挠，……反谓忠诤之士，好为激烈之鸣。

”“若谋富强，图久安，尤非铁路不可，此中利害，臣已于光绪六年具奏，并由李鸿章详细复陈，无庸再渎。

”“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各国皆然，中国岂能独缓？综计沿海七省，须备兵船百只，方可敷战守。

……自海防议起，环顾海内，惟李鸿章一人，留心讲求，选将造器，稍为可观。

……朝廷廑念海防，似宜另设海部衙门，于南，北洋，闽、广要区，各设海军学堂，……习业专精，再令出洋游历。

……一俟妥筹船费，按岁递加，岁必造船数只。

”此外，他还建议：沿海设防，宜分缓争重轻，以期扼要；各海口炮台，亟宜改建，以严防守；长江、太湖水师，急宜改制，以收实用；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宜加紧整顿，以求实济；筹购大批枪炮，以节经费而免欺蒙；稽查军机，整顿矿务，宜特设军器局，切实经营，以专责成；酌裁募勇，参用练军，以节饷需；严定赏罚，以求将才；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合进，以广人才[8]。

五月二十九日，刘铭传已与翁同龢见了一次面。

闰五月初二日，翁氏回拜刘铭传。

初四日，清廷赏刘铭传巡抚衔，命督办台湾事务，镇、道以下均归节制。

[9]十二日，刘铭传请训，即日出都。

六月十五日，法国军舰炮击基隆，炮台被毁。

十六日，刘铭传督队击退登陆之法军。

二十日，翁在日记中写道：“讲铭传电：十五日，小挫。

次日，大捷，扑营，我分两路包抄，杀百馀人，生擒一人。

”此后，翁在日记中还常常记载有关刘铭传的信息，八月二十二日：“北洋据刘铭传电：十三日，鸡笼失守，伤亡甚多，十六攻淡水，危甚，彼已登岸占一地矣。

电旨饬福建往援，催杨岳斌赴漳、泉一带，令刘铭传就地招勇而已。

”二十三日，“厦门电：孤拔驻基隆，省三退淡水，十四至二十，炮未绝，台均毁，我军入垒坚守。

省三电：危万分，法携机器，自取煤用，无术制之。

台南两口亦可虑。

”二十四日，“闻淡水已失，刘省三往台南，孤拔追之。

”二十五日，“南洋电：十七日，刘五路优兵，攻复基隆，杀法人五百人，夺炮九尊(一云八尊)，夺洋枪三千杆(一云二千)。

”九月初一日，“基隆虽捷，尚未收复(早间得之于劻公)。

”初六日，“省三甚迫，饬南、北洋由蚶江渡援。

”初七日，”刘璈寄四十金，却之。

其子浤又送物，受台布三匹，线香廿指，茯苓一个，馀均还。

夜，复刘兰洲书，并其子数行，将往台省亲也。

”刘璈字兰洲，为湘军左宗棠最得意之人，时任台湾道道员，是湘系势力在台湾的代表，颇有才能，建树不少，惜湘淮畛域甚重，居功自傲，对刘铭传不放在眼下，遇事动辄与刘抗争。

十三日，翁又在日记写道：刘璈之子(浤，竹溪，行一)来见，据云：去岁赴越南探情形，历云、粤边疆而归。

复回湘募勇七八营赴台，往还三次，今将往台省视云。

语未可信。

此人一面烟气，狂妄人也。

言台事能详，刘道专意陆战，其馀各营，勇皆空额。

刘省三专重淮军二营。

台绅林维元，巨宦，肯出资募四营，为台北督办孙开华所扰，林竟逃去。

又力言澎湖副将周善初冒领饷银寄家云云。

(近递说帖于邸)，此人真光怪陆离哉！”二十四日，又写道：“闻赫德等得外国信，云刘铭传不守淡水，被本地人窘辱不敢打仗。

”十月二十三日，又写道：“刘省三参刘兰洲掣肘。

”后来，刘璈因此被革职，查抄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