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桂乙雯（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321004）摘要：沈从文以他独特的湘西视角展现了一幅幅纯美的乡村画卷，同时也反衬出灰暗的都市生活。

对于城市和乡村，沈从文在城市里看到了文明和堕落，在乡村里看到了纯美和落后，沈从文一直在二者之间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支撑起两种文明。

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体现着多层次的主题，城市与乡村相互杂糅，互相影响。

面对不可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沈从文在极力维护着乡土文明不被破坏的同时，也在寻求着一条和谐之路。

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在推崇湘西，批判城市的同时，表现出对人生的追寻，在浪漫的书写中追求着和谐的生存状态，为“为人生”现实主义创作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浪漫色彩。

关键词：和谐；沈从文；生命；悲剧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 （2012）04－0058－05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被视为美的象征，而在这种美的背后却蕴藏着不易察觉的悲壮和凄凉，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一、悲剧宿命的超脱湘西，作为乌托邦的化身，承载着作者精神的寄托。

在这水一般的世外桃源里，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蒙上了一层唯美的光辉，人们生老病死，世代轮回，生命作为独特的存在个体展现出多样的人生态势，而每一种人生态势都是顺着时间，平静地向前推移，没有大风大浪般的起伏，即使有冲突，也都被特有的湘西风情淡化，继而转化为乌托邦般的和谐。

然而，在这和谐的背后是一个个“生的悲剧”，可这样的悲剧却被赋予了强烈的美学意蕴，人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呈现出悲美的人生状态。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里人们的生活状况。

小说由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黄狗引出一段段故事。

天保、傩送、翠翠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本是平常年轻人的平常事，但作者没有将这段感情以平常的方式圆满地结束，而是选择了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带走了爷爷的生命，天保为成全弟弟傩送坐水船到茨滩却溺水身亡、一去不回，对此，傩送充满了愧疚也驾船出走，而翠翠一直在河边等待着傩送回来。

结尾，作者用“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句话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但更多的是一种遗憾。

倘若傩送不回来，翠翠便会如同爷爷当年一样来回渡船直至生命的尽头；倘若回来了，结局是否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美？我想不会。

翠翠是“寄作者所企求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代表者，然而安静恬淡的边城生活却使她无法逃避爱情的悲剧。

沈从文将他对不可知命运的忧患意识加以诗化，把人性扭曲变形之处剪除，敷衍成悲郁的意境，将忧患与追求融合在一起。

”〔2〕在《边城》中，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每一个人都按既定的轨道行走，他们永远也无法跳出这样的“圈套”，命运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曾想过要“跳出来”，离开“茶峒”这个地方，离开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他们是以最本真的状态呈现生活的全部面貌，死亡于他们来说是一段插曲，活着的人仍要好好地活下去。

因此，在文中，没有惊心动魄的挣扎，更多的则是含蓄哀婉的“笑看人生”，这也就冲淡了小说本应有的悲剧性。

《边城》这部代表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宗旨，他并不刻意追求湘西的安宁平和，却是强调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以及人性以最完美的方式绽放。

正如短篇小说《萧萧》中的萧萧，我认为《萧萧》这部第32卷第4期2012年7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 Vol．32No．4Jul．2012*收稿日期：2012－04－－30作者简介：桂乙雯（1989－），女，江苏南京人，浙江师范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作品可以算是沈从文作品的集大成之作。

萧萧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坐在轿子上，萧萧没有像其他小媳妇那样哭，对她来说，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

新娘子在轿子里哭，实际上是对未来未知的恐惧和担忧，而萧萧什么都无所畏惧，她的“不哭”实际上是对命运的顺从，“迷迷糊糊”地向前走着。

然而，花狗的出现打破了这样的平静。

怀了花狗的孩子的萧萧害怕了，于是，她想到了“死”。

第一次她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死了，什么都好了。

可是为什么要死？她还很高兴活下去，愿意活下去。

”第二次想到死是在事情被家里人发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悬梁、投水、吃毒药，被禁困着的萧萧，诸事漫无边际的全想到了，究竟是年纪太小，舍不得死，却不曾做。

”这两次的“想死”都仅限于想法而已，并未付诸行动，作者将其归结于年龄太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选择活下去，是“生的本能”。

在生命面前，所有尖锐的冲突都被冲淡和化解了。

值得庆幸的是萧萧因生下的是个儿子（牛儿）而不必被发卖远方，但小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牛儿在十二岁接了亲，媳妇比他年长六岁，而“这一天，萧萧抱着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这恰是真正的悲剧的轮回，乡村的陋习就这样一代代地传下去。

文末写道：“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祖父和曾祖父是往上一辈的追溯，萧萧和新媳妇是往下一代的延续，这连成一条的时间线是命运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逃脱不了的是宿命。

当然，在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中，不乏有陈规陋习、落后愚昧的因素，但是相对于灰色都市而言，乡村的生活是梦想的天堂，是一片未曾被污染的纯净土地，在这里，人们以“原始”的方式生活，顺应着自然，回归人的本性，悲剧被浓缩为人生中最艳丽的色彩，正因为这样的悲，方能突显生命最本质的张力。

沈从文在诗意的书写中追求着和谐的生存状态，童养媳虽说是陋习，应当被废除，但是作者并没有打破这样的局面，甚至企图维持这样的局面，这是种保守主义，但从另一角度看，作者是在极力维护湘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不被现代文明“侵蚀”，希望一直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最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

沈从文自诩为“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凡生皆美”的美学观点贯穿始终，“生命意识”和“乡土生活”便成了他创作的两大元素，而带有缺憾的不完美的人生恰是最真实的生存形态。

因此，在他如诗一般的小说中往往包含着悲剧性，但正是这样的悲剧性让唯美的意境更添一层生命的思考。

同时，沈从文小说中暗含的不可抗拒的宿命色彩是不容忽视的。

如《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当豹子来到地保家选羊时，地保已察觉出凶兆，但他并未明确告知豹子吉凶，只是无可奈何地看着豹子消失在黑暗里。

这其间，地保虽一再极力地提醒豹子不要让新妇久候，但豹子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从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出带血的结局，也体现了悲剧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末尾豹子选择和媚金共赴黄泉，将全是血的刀子扎进了自己的胸脯。

这样的殉情是悲壮凄厉的，却又是最完美的升华，死亡是对爱情最高层次的“祭祀”。

在豹子眼中，爱情是容不得半点玷污的，这也是他一定要找一只最纯白的羊送给心上人的原因。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不乏“死亡”的因素，但是，对于“死亡”的选择却是源于对“生”的选择，象征着以另一种新的方式得到“重生”，即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正因如此，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意蕴被“生”的崇高选择、被诗意的人生书写、被纯美的人性渲染而升华为对人生的“美的诠释”。

透过这种美，我们能看到沈从文对生命最原始状态的尊崇，对诗意人生的不懈追求。

然而，在湘西题材小说中或多或少都暗藏着城市文明的“入侵”，但作者并未明确表明对这种“文明”的态度，例如在《媚金、豹子与那羊》的结尾，对于媚金和豹子殉情的事，“白脸苗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

他们也仍然是能原谅男子，也仍然常常为男子牺牲，也仍然能用口唱出动人灵魂的歌，但都不能作媚金的行为了！”究竟都市文化带给了乡村怎样的变化？这就牵涉到了沈从文对乡村与城市的选择和态度。

二、和谐人生的选择沈从文在灰色都市题材小说中对城市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赤裸的批判，但在湘西题材小说中却又融入了“城市”的影子，在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中，沈从文既看到了城市文明的进步性带给乡村更为开阔的视野，也看到了随之而来的城市“糟粕”对古朴民风的剧烈冲击。

在得与失之间，作者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企图支撑起两种文明。

最后，他选择了和谐地将二者融合，在对传统乡村的赞颂中可以看到沈从文在不断探寻着二者最完美的契合点。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是对维护风俗、抵制都会文明较为典型的作品。

“迎春节”象征着乡村95第4期桂乙雯：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06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32卷古老的传统习俗，“七个野人”代表着不愿让平静的乡村生活被外来的领导、官府打破的群体，他们誓死捍卫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一切。

但是，尽管他们“明示反抗，故意阻碍调查人进行，不许本乡人引路，不许一切人与调查人来往，又分布各处，假扮引导人将调查人诱往深山尽他们迷路”，结果依然没能阻挡“城市化”的进程。

于是，这七个人选择在山洞里过着最原始的生活：擒蛇、打老虎、泅水等，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官管理，也自己能照料活下来了。

”而改了司的北溪渐渐变了样，出现了“不必做工也可以吃饭的人”、“靠说谎骗人的大绅士”“靠狡诈杀人得名得利的人”，还有人口买卖行市，大规模的官立鸦片烟馆，种种这一切都显示着现代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侵蚀着原本纯良的人性和美好的乡村生活，更体现了原始古朴民俗的“易碎性”，一旦受到外界诱惑便极容易被“感化”，这也是沈从文一再力求湘西极力排斥城市文明的原因。

在小说最后写到了北溪的人开始怀念过去的迎春节，便都跑到山洞里去找“七个野人”进行久违的“狂欢”，这是被官兵压制过久之后的一次疯狂的宣泄，但第三天的夜里，一个统兵官用七十个军人围住了山洞，每十个军人杀一个野人，然后将头颅带回北溪挂在税关门前的大树上以儆效尤，所出告示是他们“图谋倾覆政府，有造反心，所以杀了”，这体现了都市的绝对控制权，不允许任何的“不服从”，在这样的驯化下，人们离古老传统乡土越走越远，由此我们看到的是都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彻底征服。

首先，以十个对一个就已体现出都市文明的强大影响力和不可抗拒性，同时，将头颅挂在税关门前，表达出了作者这样的观点：先进都市文明是建立在对乡土文明毁灭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这个故事，“北溪人不久就忘了”，文中分析出的原因是“因为地方进步了”，进步似乎就意味着遗忘。

“七个野人”用生命守护着的代代相传的道义和习俗被先进的武器轻而易举地迅速消灭了，这种必然性是他们无力制止的，正如在文章的开头，“凡是有一点地位的人，皆知道新的习惯行将在人心中生长，代替那旧的一切了。

”“七个野人”做的抗争似乎是徒劳的，然而，人们在试图狂欢的时候却都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们，想到了山洞，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暗藏着对古老文明的留恋，秉承着世代相传的文化，这也是至死不变的坚守，地方进步带不走每一个人心中残存的质朴乡土性，这也是作者无奈叹息背后的一点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