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2004-3-22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阅读791次内容提要: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但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观点很多，促成了这种复杂性。

组织的视角尤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

有理由相信，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构成、质量和数量并不必然是最优的。

社会资本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并影响发展过程。

在社会资本的提高中，存在着重要的公共角色，但谁来担当这种公共角色，以及这种公共角色应当如何担当，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思考。

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

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比如，由统治的代表形式所强加的结构化的法律体系。

这一过程开始可能伴随着社会资本整体水平上的损耗，但最终会造就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这种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植根于经济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

尽管社会资本很复杂，我们仍可以对它做几项考察：首先，即使它不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社会资本显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市场经济）。

其次，既然历史很重要，正确的改革顺序有着巨大的重要性。

最后，社区创造的社会资本不一定非得优越于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不如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

应当注意到，认识社会资本并承认在它的供给中公共部门起着重要的角色，并不就指定了由谁来担当这种角色。

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历史虽短，却已经有了争议。

从科尔曼(Coleman,1988)在教育语境中的使用开始，这一概念有了很大的演变。

我想从组织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这一课题，并提出四个问题：○把社会的整体看作一个组织，关于社会资本，组织理论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这种分析使得我们如何看待社会资本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何种程度上，“社会资本”或者社会制度能够更为广泛地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制度在演化，社会资本也在发展，我们对此能说些什么？特别是，是否有理由相信，在发展的某一阶段，社会资本可能有供给不足的情况？○如果说，缺少社会资本是发展中经济的共同特点，我们应当如同关注增长的人力和物力资本一样，关注社会资本的进展。

为改善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加速其形成吗？特别是，是否有理由相信，转移并走向更大规模的参与可能是有益的？这些都是广泛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只能给每个问题一个简要的回答。

组织理论和社会资本我们的社会包含无数的组织。

近些年来，这些组织的本质和行为经过了日益频繁的详细审查。

这是跨学科研究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这一领域集合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

这些组织当中，经济学家们研究最为详尽的是企业。

富有特色的是，一个企业的市场价值超出其物质资产和附着于企业的人力资本相当大的数额。

会计人员称这种资本为“好处”(good will)。

但我认为，它与我们许多人想到的社会资本具有极近的类似性。

理解这种资本的来源，使我们能够洞察社会资本的本质。

我认为，它至少有四个独特的方面：首先，社会资本是隐含的知识，它部分是产生凝聚力的社会胶水，但也是一系列的认识能力和素质。

例如，现在美国大学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具有操纵电脑的能力，并共享“网络文化”。

我敢说，在埃塞俄比亚的大学，孩子们就不是这种情况，甚至美国大学的许多退休教授也不是这样。

因此，美国大学生人群分享一些隐含的知识，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这些知识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需要时间和努力来生产（它具有一定的机会成本），它也是一种生产工具。

其次，社会资本可以被想象为一系列的网络，社会学家过去称此为“社会群体”，一个人进入这种群体后被社会化或者希望被社会化。

当我与我的一个社会群体在一起时，我知道怎么做事，我知道要给谁打电话，知道人们期望什么东西，也知道人们对这种东西怎样衡量。

当然，问题是我可能同时属于许多社会群体，它们可能有互不相容的规则，因此需要规则的等级制，需要原组织的策略，我过一会儿再来讨论这一问题。

第三，社会资本既是声誉的累积，也是选择声誉的方法。

个体对声誉投资（一种含蓄的资本形式）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并且有助于打破壁垒而进入种种生产和交换的关系之中。

最后，社会资本包括组织资本。

经理们通过他们的管理、激励和命令的风格，他们的劳动实践、雇佣决定、争议解决机制、行销风格，等等，发展出组织资本。

虽然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激励机制，但他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组织如何通过那些能够改变这些激励机制的联系过程，抵消某些偏好。

从组织学视角出发思考社会资本，有助于一个人集中注意力于它的非市场方面：企业内部的大多数活动并不受标准化的市场机制的调节。

然而，企业内部发生的事情显然与企业外部发生的事情、与企业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市场和社会资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东西，有许多正是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

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理性选择理论：如果我们想改进我们的组织，我们应当完善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个体努力和个体所得相匹配的手段，从而矫正动机，进而矫正行为。

但我以前谈到过，组织内部发生的事情常常至多只是被市场机制不完善地调节。

这是有其典型原因的，比如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与交易成本有关的原因，这就使得企业的内部接近组织而不是市场。

更为近期的研究集中于交易成本的一种特殊表现——信息成本。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组织为资源配置机制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例如，在存在这些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罗纳德·科斯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一种制度的观点，认为社会总体上是有效率的。

可能存在有功能障碍的社会制度吗？显然有：如果没有毒品交易，哥伦比亚今天的处境会更好；美国、墨西哥等等也会更好，只要他们都能享受目前的收入水平，而没有或是近于没有毒品交易。

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容易看出，在局部均衡中，某一给定的制度显得不够理想。

在这些局部均衡的模型中，也很容易从特定的无效率状况追溯到特定的问题，比如，产权的缺位。

这种观点认为，一旦产权得到合理的配置，系统就会找到一种有效率的均衡。

但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某种断言和信仰的基础上而很少进行分析的结果。

相反，人们有可能看到，实际上老实人是错误的，这并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

我简称这种观点为芝加哥假说，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从来都只是一个断言，这的确令人惊奇。

我们知道，确定市场经济具有帕累托效率是多么困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假设，认为在非市场组织内部或者它们之间的纳什均衡具有最优的属性？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想到，利用社会资本——更宽泛一点是社会制度，有可能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填补市场留下的空隙。

道德风险、市场和互惠我将参考阿尔诺特和斯蒂格利茨(Arnott and Stiglitz,1991)书中提出的模型，来阐述这些问题。

研究将表明，虽然在有些情况下社会制度确实能改进市场制度，在别的情况中，它们实际上会令事情更糟。

所有社会体制都必须找到办法，以解决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市场体制以特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看看汽车保险吧，我们已经习惯了给汽车上保险的市场。

市场对付道德风险的一个办法就是只提供部分保险金，因为个人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些小心避免事故的动机。

这里含有这样的意思，作为结果，人们可以买少于他们可能希望有的保险。

为得到失去的东西，他们可能选择进入非市场的相互保险协议中。

人们可以认为婚姻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妻子默许（有时候明确肯定？）为丈夫保险，反过来也是一样。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能为这种协议提供一种规范的情形吗？它在社会上是最优的吗？事实证明，很可能不是。

无论婚姻有别的什么优点，它也不是提供汽车保险的最好方法；除非丈夫和妻子能够彻底监控对方，并且两人都同意这种监控体系及其约束力。

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有一个极为少见的婚姻关系，在婚姻中，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不仅是相互依赖的，而且是完全相互依赖的，他们从不欺骗，总是这样行动，似乎一个人的利益依赖于对方避免事故的努力。

为什么非市场的保险不够理想呢？因为市场保险要有效率地运作，就必须是我在前面谈到的那种情形，即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金数额少于需要的保险金数额。

否则有些司机就会粗心大意，他们就不会有相同的彻底避免事故的动机，因为他们受到完全的保护，和他们行为的后果无关（在这里忽视了避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动机）。

既然保险公司知道丈夫和妻子彼此提供一些非市场的尽管不太充分的保险，那么，它们的对策就是进一步减少所提供的保险金的数额。

最终，保险金的数额还是不变；有些由市场提供（保险公司），有些由象庭提供（非市场）。

但家庭提供的保险所需的成本较高，因为保险公司比丈夫和妻子的组合能够更为广泛地分担风险，因而它的成本较低。

在这一例子中，非市场保险是有害的，并且缺乏效率。

缺乏非市场保险的均衡是不能改进的，如果可能的话，人们会试图取缔非市场保险的提供。

非市场保险的供给并不能增强分担风险的经济能力。

相反，这种保险挤出了市场保险。

它比市场保险的效率要低，因为它是个人提供的；另外，同时供给的市场和非市场保险相互排斥和干扰（保险业者需要限制保险金的数额），这尤其制造了消极性的外部因素，这种外部因素是不能内在化的，因而增加了成本。

这种事情继续下去会是怎么样呢？这一例子生动地表明了功能主义者的谬误：一种制度（非市场保险）有一种明确的功能（通过补充市场提供的理性保险，改进风险的分担形式），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实际上执行了这种功能。

其他几种非市场制度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非市场制度低效率所处的情境。

同时，阿尔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指出，非市场制度能够成为市场制度的补充。

如果——这一条件很重要——我先前描述的监督和强化条件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的行为确实能够被非市场制度强化，因为，由家庭内部监督引起的道德风险行为减少了，这种减少也会影响到市场。

社会资本和发展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制度的演化能说些什么呢？典型的情况是，制度发展了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与它们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并非过分不协调。

当过分不协调的时候，制度就会改变。

制度似乎在对它们的外部环境作出反应，这一事实是误导观察者认为它们有效率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