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两会民生热点：城镇化的机遇与难题都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
国务院参事汤敏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机遇。

在我国，城镇化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农民工的市民化上。

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需要有新思路，大手笔。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可以考虑从“十二五”时期起步，逐步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

常年在外打工，甚至举家迁出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数量的较大比重。

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城市社会生活，在技能、收入已经可以支持他们在城市较低水平地生活下去。

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是，近年来，农民工已进入了代际转换时期，对他们的诉求要给予关心。

80后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

他们大多数都受到了更好一些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注重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期盼在城里长期稳定生活。

他们要求在精神、情感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维权意识日益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开始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然而，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享受义务教育、高考、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以及政治权利等方面与城市市民有着明显的差别。

特别是农民工住房还游离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

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还应该看到，我国“半城市化”问题是在过去六十年城乡二元化的态势下逐渐形成的。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要循序渐进。

应充分尊重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意愿，逐步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优先解决举家到城市多年，在城市已经稳定就业、签了长期就业合同的农民工。

对不同类型城市可制定不同的准入条件和采取不同的政策，特别是要考虑到当地的财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住房的接纳能力。

中央政府也可以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加快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呢？
一是要制定可实现的目标。

从现在起用大约十年时间先解决2亿左右的已经在城内的农民工以及其家属的身份转换问题。

可以考虑先让在城市居住十年以上，具有稳定职业、缴纳税收、享有社会保障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转为市民。

然后逐步降低门槛，解决其他进城农民工以及他们愿意留在城里的家属市民化的问题。

从2020到2030年再解决2亿左右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

即今后20年平均每年要解决2000万人的户籍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福利问题。

在早期可以起步慢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很快完全放开户籍限制。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根据本地综合承载能力逐步放宽落户条件。

待各地取得经验后，再加快推广速度。

二是建立“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的激励机制，调动城市政府接纳农民工落户的积极性。

可根据各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在每年的用地指标上增加一部分指标，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问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估计，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

中央与省级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分担一部分，用于市民化后的农民工极其家属的教育、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支出。

城市政府则通过地方财政，以及农民工自己通过市场机制再解决住房等余下部分。

财政补助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发行专项国债，也可以从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以及股份减持中提取一定比例。

三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或租房体系。

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难点是住房问题。

要引导农民工把其收入和积蓄用到在城市租房与购房上来。

对于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定居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