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郑杭生2012-9-5 15:51:28 来源：《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内容提要：本文简要地考察了“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的不解之缘，回顾了“传统和现代”与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的不同关系，着重论证了“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发明”这一对“传统和现代”的新认识，这一认识对理解当代国内外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传统和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现代的成长”“传统的发明”一、“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

这一点对两大系统的社会学——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都是如此。

此后，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逐渐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

（一）“传统和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社会与过去的传统社会，做了多方面的极其鲜明的对比。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 指出，这个社会推动了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和统治。

指出，这个社会引起了观念的变化；金钱关系，金钱至上的观念代替了宗法等级观念，“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3]。

指出，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急骤变化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而与千百年沉睡的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不同：“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4]总之，西欧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转型，1789年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大革命、18世纪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使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墓础到上层建筑，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凸显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

作为上述变化突出表现的工业化(机器大工业普遍地代替工场手工业)和都市化(城市规模的扩大，作用的增大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对社会学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例如，作为社会瘟疫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作为贫富悬殊标志的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并存，从劳资对立到工人怠工，罢工，破坏机器以至起义，从大鱼吃小鱼到企业破产，倒闭，从童工的使用到工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悲惨处境；从失业大军的形成到犯罪率的提高；一边是“生产过剩”，很大一部分粮食和其他制成品被销毁，另一边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饥寒交迫，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

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革命的回答和改良的回答，产生了两大系统的社会学。

传统和现代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仍然是重要的议题。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我和刘少杰教授曾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5]，即“一点两线两段”。

其中所谓“一点”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起始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所谓“两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然后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线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东方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主要指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另一条线是以卢卡其、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所谓“两段”就是，以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界，大体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为两种类型，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而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

这个框架包含着与以往不同的某种新意。

就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来说，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坚持这样的基本观点：一方面，要与旧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等旧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现代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而这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我们也注意到，革命批判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更强调与旧制度等旧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建设维护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一般更强调批判地继承传统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

我们还注意到，当人们无限扩大与旧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范围，在理论上就会犯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这样的左倾幼稚病。

而当人们无批判地继承传统时，在中国就会在理论上重犯肯定一切的“复古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就会盲目提倡用恢复“祭孔”、“读经”之类的手段来“儒化社会”。

我们越来越体会到，要正确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二）“传统和现代”与西方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中，孔德本人已初步有了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类型的对比。

孔德并对工业社会类型的特征做了概括[6]，他强调的特点有：科学而合理的劳动组织；人的主要活动表现为从对他人的战争和掠夺(孔德认为这是军事类型社会尚武精神的表现)转向开发大自然；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集团的形成和对立等等。

在孔德看来，认清传统的军事社会和现今工业社会的对立，理解社会由神学阶段的军事尚武型向实证阶段的工业科学型转化时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并着手去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证实社会学的关键。

不过，在孔德那里，社会发展被假定为单线式的，西方世界的过程则是人类的先驱。

稍晚于孔德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突出地发展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等社会类型的理论，而且与孔德的单线进化观点直接对立。

他说：“认为全世界各野蛮的以及文明的种族所呈现的各种形式的社会都只是一种形式社会演进的各个不同阶段，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

实际是，社会各种类型，正如个别有机体的类型一样，并非形成一个系列，而是可划分为分散的群体。

”[7] 因此取代孔德历史的逻辑的是生物学基础上的类比法。

于是，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类型，不再被看作简单的历史发展中的两个阶段，而是被看作一定社会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的特征。

强制性社会组织与协作型社会组织成为后来社会学分析的两个广泛运用的基本模式，发展出各种变形。

滕尼斯提出的“公社”(Gemeinschaft) 和“社会”(Gesellschaft)概念，表明社会学“传统—现代”比较类型学模式的初步形成。

滕尼斯已用人们社会行动的不同方式及动机(如“本质意志”与“选择意志”来说明社会结构形式的不同类型，并在社会学理论的、应用的和经验的三个层次上，应用这对分析范式来说明各种社会行动趋向、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集团。

社会学类型渐渐脱离实体性概念的形式，显出越来越清楚的社会学类型的特点。

与孔德和斯宾塞不同的是，在滕尼斯那里，体现“传统”型的“公社”并不表现武力和强制，它表明人们尚处在一种有机的联合之中，而代表“现代”型的“社会”则不一定完美，它表明机械的方式成为主宰。

滕尼斯从“社区时代”走向“社会时代”的思想从一个独到的方面展现了现代性过程，这种分析中“隐含的真诚共同体与人为社会之间的对照，持续影响着大多数社会分析”[8]。

迪尔克姆社会学理论的中轴是“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但在“机械的”和“有机的”两词使用上却赋予了跟滕尼斯相反的意义：“机械的”一词在“传统”的意义上被使用，而“有机的”则在“现代的”意义上被使用。

因为在迪尔克姆看来，正是合理的社会分工，把我们从传统社会无差别、同质性的组织结构和“集体意志”中分化出来，成为功能上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

这两种社会类型在分工系统、法律系统、价值系统、社会控制系统等方面所表现的不同上，已经可以看到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社会学模型。

不管迪尔克姆与韦伯在观点上多么不同甚至对立，他们作为西方社会学的经典代表，在社会学学科化方面是有同样重要贡献的。

迪尔克姆使社会学脱离了以前与哲学、史学、心理科学纠缠在一起的模糊领域，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而社会学类型方法的建立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种类型学方法，在迪尔克姆那里主要表现为分析社会结构层次的范式，而在韦伯那里则进一步扩大为分析个体行动(互动)、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诸层次上的范式。

韦伯把行动分为四种类型——目标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激情的行动、传统的行动，并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和激情的这两种非理性的行动，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目标合理的和价值合理的行动。

其中，在韦伯看来，又只有目标合理的行动才是绝对合理的行动。

韦伯认为，这种目标合理的行动的作用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的过程就是“合理化的过程”。

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用合理的科层制来管理经济和国家上。

所谓科层制，就是分级分部门分职责的管理制度。

科层制的治理与传统的治理和神授的治理不同，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

韦伯自己说：“科层制的管理就是通过知识来统治，它的特殊合理性就在于此。

”[9] 韦伯对权威类型或支配类型——传统型、魅力(Charisma)型和法理型——所做的分类中，更明显地表示了在结构分析上的传统和现代两种理想类型。

韦伯正是通过这一步骤，最终确立了“传统一现代”的社会类型分析框架，而它一直是后来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研究的原型。

处于迪尔克姆和韦伯之间的齐美尔，特别是他关于“形式”的观点，在微观领域完成了社会学的类型化方法。

齐美尔还从互动形式和群体规模在个体参与程度上的不同反映，说明社会的发展是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同时社会分化加剧，因而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的。

在后来的帕森斯社会学分析中，无论是分析个人行动还是分析社会结构，传统和现代也是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

帕森斯广泛吸取了古典社会学的学术资源——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及集体意志表象的思想、齐美尔的形式互动论，更新了滕尼斯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例如，情感性、扩散性、特殊性、先赋性、公益性的行动构成传统社会的特征，而现代社会的特征则反映在中立性、专一性，普遍性、自致性、私利性的行动上。

帕森斯建立了以社会共享价值为核心的个人社会化理论，以五大行动模式变项刻画了社会行动的现代性转变，阐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分化与功能整合，揭示了个人的可整合性与社会的秩序性之间的一体关系，以一种巨型理论“创立了当代社会学论战的框架”（亚历山大）。

同样，现在社会学新三圣——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也无不这样那样地涉及现代和传统的问题。

当然，在他们那里，无论在视野的广度上，还是理论的深度上，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

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由上可见，传统和现代是社会学想绕也绕不开的问题，它们跟社会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身影相随，他们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

今后，社会学仍将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来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深化对它们的认识。